一、絕望1971
20世紀70年代，中國人的集體心理處於一個極其特殊的狀態。
1971年年底，官方公布了副統帥林彪“政變未遂”後暴屍他鄉的事件。22年來處於大動蕩中的人心，大部分從此墮入了用“堅信不疑”包裹的“我不相信”。人們震驚於人命之渺小、政治之詭異難測，紛紛退回到謹言慎行，不問政治的自了狀態。除了極少數人堅信領袖被人蒙蔽，采取“死諫”的方式把自己送進監獄外，更多的人選擇了不革命、不生產的“逍遙”姿態——住在城市和城鎮的翻菜譜，粗糧細作，相互鑒評；或者用工廠的機器加工鋼絲彈簧，仿照新聞紀錄片裏看到的中南海菊香書屋沙發的樣子自己動手做沙發。
住在農村的，每天精心伺候好幾分自留地的草，也不照管公家大田裏的苗。大饑荒時代都還能維持鐵板一塊的人民公社“編戶齊民製度”開始被求生的農民衝破——華北地區大量農民往內蒙古和東北“盲流”，這些地方地廣人稀，管製相對寬鬆，開荒種地可以養活家人。西北和西南地區也有不少人往新疆、雲南的農、林場遷移。這些單位相對獨立的“軍屯”環境，庇護了大批沒有公民身份但是有勞動力的“黑人黑戶”生存下來。
法律和國家製度早已失範，政治動員的法寶被人們虛與委蛇，實際上失靈了。有的下鄉知識青年半公開賴在城裏不回鄉下。雖然軍隊很大範圍地介入了行政領域，國家機器的管製和社會運作之間還是出現了嚴重的遊離。社會治安進入了新中國第一個混亂時期，犯罪和集體騷亂情況嚴重。以個人崇拜為核心的主流價值觀實際已經崩潰，一種表現為麻木和公開怠工的“精神假死”狀態蔓延到幾乎所有單位。雖然官方嚴格追究，但民間依然熱衷於各種小道消息和奇談怪論。生產計劃完不成成了常態，勞模和先進生產者成為譏諷的對象。中國人的自信心降到了新中國時代的最低點，沒有人相信中國還有未來。
最高領袖也哀歎，他的話，“出了這個門就沒人聽了”。
二、紙老虎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尼克鬆來訪中國。
尼克鬆到北京時，大街上行人寥寥。這是有意安排的冷清場麵，一種領袖想要的高姿態。在當時的中國媒體上，美國和尼克鬆經常以紙老虎的漫畫形象出現。迎接尼克鬆的安排，也像對付紙老虎的姿態——外鬆內緊。依照上級的指示，在尼克鬆率領的美國代表團訪問北京期間，所有機關、學校等單位要延長正常的學習和工作時間，未經特殊批準，任何人不得在8點鍾前下班或放學回家。
為了讓高姿態有點底氣，不能讓美國人看到中國缺吃少穿。在北京和上海這兩個美國人要到的主要城市，專門從全國調來了大量的雞鴨魚肉蛋菜，堆滿了商場往日空空的貨架，包裝出一片“市場繁榮和物價穩定”的景象；為了不說錯話，組織指定有可能接受訪問的人們專門進行“答美國人問”的學習；為了讓尼克鬆登長城，北京市組織幾十萬人深夜掃雪。這種微妙的精心安排，其難度超過了對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領袖等自家兄弟數萬人夾道歡迎、看似熱鬧無比的接待。
在訪問期間和之後一段時間，中國人對尼克鬆訪華的一切都感興趣。民眾對他吃喝玩樂的關心，一點不亞於對《上海公報》的興趣。中國人在看見尼克鬆龐大的訪問團種種新鮮稀奇之外，也看到了中國當時哪些東西值得驕傲，值得向世界炫示。作為“文革”開始後中國最重要的外事活動，尼克鬆訪華的各種報道還因為一個特別的原因加倍受到中國人的關注。北京人李珍軍回憶說，“當時尼克鬆訪華的時候我父親（柯柏年）還沒有一個正式的職位，但是他以前的職務是咱們國家駐丹麥的大使。所以等到尼克鬆訪華的時候，周恩來也借這個機會，讓那些還沒有恢複到正常生活的老幹部出來。而當時隻要你參加了重要的外事活動，就證明黨信任你了，你也沒問題了，實際上這是周恩來解放和保護老幹部的一種做法。當時我在部隊當兵，是在福州。我記得特別清楚，正好是早上集合吃飯，這時候就聽到廣播，說尼克鬆總統已經到我們中國，接待的人員名單就一個一個念，我一聽，我爸也出來了，這就沒問題了，這種感覺實在是挺興奮的”。
加拿大曆史學家麥克米倫認為，尼克鬆訪華在中國當代史上的地位長期被低估了。她評價說，事實上，這次事件後開展的美中學術交流迅速幫助中國獲得了至關重要的知識和技術，與此同時，承諾美國市場向中國商品敞開大門被證明是中國經濟起飛的關鍵。而這些曆史之果，甚至連其曆史之因的踐行者也估計不足。基辛格當時對中國外長喬冠華說：“我們（美中）雙邊貿易有可能達到的最高貿易額，即便是我們做出巨大的努力，對美國經濟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基辛格滿腦袋都是智慧，卻做了一個最沒有智慧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