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失敗之後，在大饑荒和國際封鎖的刺激之下，國家選擇了“光榮孤立”的生存戰略，經濟運行的主旋律從建設毛澤東思想烏托邦轉變到了“備戰備荒”——投資的重點轉向在傳統戰略腹地發展軍事工業，其他經濟部門全部成為為軍事工業提供積累與保障的附屬部門。這些部門失去了自身發展目標和動力，大部分單位進入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無動力慣性，單位運作的實際重心轉移到了生活資源分配。“八億農民搞飯吃，一億工人搞衣穿，專家十幾萬，發展原子彈。”除了原子彈等重要軍事項目，在資源分配計劃中，所有的部門和單位，都隻能得到打了折扣的供給。
這種奇特的運行狀態，是當年生產單位的普遍情況。大部分生產單位就在這種狀態下失去了目標，更不要說願景了。
茅台酒廠的生活資源同樣供給匱乏，但生產資源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證。“搞它一萬噸”的最高指示被努力在執行。
1989年之前，中國人均糧食產量一直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和農業部信息中心提供的比較係統的中國與世界穀物生產的長期曆史數據估算，“大躍進”及三年自然災害後的1961年，中國人均穀物生產量僅為163公斤，是同期世界其他地區人均生產量318.9公斤的51.1%。1965年國民經濟恢複後的人均產量為221.2公斤，為同期世界其他地區人均產量324.7公斤的68.1%。上述比例在1968年下降為62.5%後逐步回升，但直到1978年，仍然沒有明顯的改善。1978年中國人均穀物產量為279.4公斤，僅為同期世界其他地區人均396公斤的70.6%。
計劃經濟時期酒稅稅率最高達到80％，各級經濟主管部門對於白酒發展是有積極性的。但中國的白酒生產曆來受糧食產量製約。政府的管製規律都是豐產時放任，歉收時限製。新中國建立初期，這種現象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
嚴重的糧食短缺對酒業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為了節糧，除少數名酒廠外，建國後恢複的許多地方酒廠生產並不正常，常因糧食生產形勢的變化而時斷時續。白酒行業主管雖然曆經地方工業部、食品工業部、輕工業部的變更，但降低糧耗、鼓勵用代用品釀酒的產業政策一直延續下來。
60年代初，由於糧食減產，即使是名酒，也不是都能保證糧食原料。生產首屆“八大名酒”之“紹興加飯酒”的長春釀酒公司也曾因缺糧而停辦。1959年，因地方報稱糧食豐收，浙江省提出在可能的情況下，可多釀酒以增加收入，紹興縣得到了重點支持。但因片麵追求產量，導致質量有所下降。60年代初期，紹興釀酒業貫徹國民經濟調整的方針，停辦了長春釀酒公司。1961年，由於原料困難，紹興黃酒產量減至731.3萬升。1961年以後，因浙江市場糯米供應不足，70%以上的黃酒生產改為粳米釀製。在第二屆評酒會上被評為國家名酒的貴州董酒，在這個時期也因為糧食短缺而停產了。
湖北枝江酒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銷售額達數億元，但50年前它連用糧食釀酒的條件都沒有。據該廠廠史記載，1953年5月，“政府不準用稻穀釀酒，故生產過橘子酒127.5公斤”；“1955年2月，生產橡子酒，投橡米77825公斤，產酒514公斤”；“1955年5月~9月月底，因上年度農業洪水導致農業歉收而無糧食釀酒”，留會計一人守廠，其餘人員到石灰廠上班；“1960年，試用玉米秸釀酒。投料2000公斤，產50度酒34公斤。需用人工剔去秸稈外皮，再將其切成一截一截，一個工作日僅能剔切50公斤，不久停產。後試製麥草酒、野麥酒，均失敗。”“1961年4月18日，因三年自然災害，無糧釀酒，上級指示米糠也不準用於釀酒，故本廠暫時停產。”“1970年1月，縣工交政治部指示第三次縮減人員，隻留16人生產釀造糠酒、橡子酒……”“1979年，生產出伊拉克蜜棗酒，投料133100公斤，產酒73505.9公斤……”雲雲。直到1980年年底，該廠才“經過一個漫長的探索階段，逐步走向新的發展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