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態”之人，大多不滿現實，憤世嫉俗，對社會弊病總喜歡痛斥。個人品性往往是耿介高樸，自成一格，正因如此，難與其他人打成一片。團結合作精神不是很好。但這類人有鑽勁，又聰明，肯發奮，持之以恒，終能有過人的成就。曆史上如鄭板橋等人，就屬這一類。但過於狂傲，失去分寸，又可能給自己帶來不少的麻煩。如三國時的楊修，恃才傲物，又不肯遵軍紀，隨便亂說，以致掉了腦袋；彌衡，年紀輕輕的，不僅不服人，還公然擂鼓大罵曹操，丟了性命。他們的死，不能說曹操不負責任，與他們自己的狂傲不羈不無關係。
具“疏懶態”者，大多有才可恃，對世俗公認的行為準則和倫理規範不以為然、滿不在乎，由此引發而為怠慢懶散、倨傲不恭。這種人，倘若心性坦誠而純真，則不僅可以呼朋引友，廣交天下名士，而且在學術研究或詩歌創作上會有所成就。疏懶往往隻是他們人格的一個側麵，如某種事業或某項工作確實吸引了他們，他們會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且孜孜不倦勤勉無比。雖然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疏懶不堪，但有一點則是無疑的，即斷不能做官。上官一般不會選擇他們作為下官，而他們既不善於與同僚相處，也不善於接人待物，更不會奉承巴結上官。
他們這麼做多半是因為不願在這些人際關係方麵去浪費精力和時間，因此他們寧願掛冠棄印而擊。如陶淵明，做了40多天小官，毅然辭職而去，寧願去種田，“帶月荷鋤歸”，種種地寫寫詩，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神仙日子，盡管生活很艱苦，他也自得其樂，絕不為五鬥米向上官折腰。
具“周旋態”者，智慧極高而心機機警，待人則能應付自如，接物則能遊刃有餘，是交際應酬的高手和行家。這種人是天生的外交家，做國家的外官或大家豪門的外掌櫃，任大公司或大企業的公關先生或公關小姐，都能愉快勝任。
這種人辦事能力也很強，往往能獨擋一麵。假若在周旋中別有一種強悍豪雄之氣，那麼在外交場合，必能折衝樽俎，建功立業。古人所謂“會盟之際，一言興邦；使於四方，不辱廷命”，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如曆史上盛傳的“藺相如完璧歸趙”、“唐睢不辱使命”等故事，就是這方麵的典型代表。
然而，這中間仍須細細分辨，事物往往不會簡單到四種類型就能概括一切，人之性態也如此。
“弱態”若帶“媚”，則變為故迎諂媚之流，搖尾乞憐之輩，這是一種賤相。
“狂態”若帶“嘩”，則為喧嚷跳叫，大理取鬧之流，暴戾粗野，卑俗下流之輩，這是一種妄相。
“疏懶態”若無“真誠”，則會一味狂妄自大。此實為招禍致災之階，殊不足取。這是一種傲相。
“周旋態”若無“健舉”，則會城府極深，幾近狡詐、陰臉和歹毒，這是一種險相。對這種人，倒是應該時時警惕，處處提防的，不能因一人之險進而亂了自己的陣腳，甚至敗壞了自己的事業。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情態，除了“恒態“之外，還有經常、短暫出現的“時態”。曾國藩總結出三種“時態”：
深險難近者：方有對談，神所他往。正在交談之時，忽然隨便地把目光移往別處，這種情況表明：他心存別念，或者是心不在焉，沒有給對方足夠的重視。如無特殊原因，這種人一般來說缺乏誠意，不尊重對方。如果與這類人交流談心，那是找錯對象了。另一種可能是，談到一個話題時，他迅速地轉向了另一個話題。這種情態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他是內傾式思維者，多關注個人內心世界，內心感情敏感而豐富，思維敏捷，但不大依據、照應外界的情況變化；另一個原因是心懷別念。前一種原於本性，不足為怪，後一種情況則不足與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