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聽賈閨甫的話不順耳，怒氣衝衝地說：“朝廷不給我割地封王，我難以忍受。主上據關中，山東就是我的。上天所賜，怎能不取，反而卻拱手讓給了別人？賈公一直是我的心腹，現在怎麼不和我一條心了呢？”
賈閏甫流淚回答道：“明公殺了司徒翟讓，山東人都認為明公忘恩負義，誰還願意將軍隊交付與你？我若非蒙受明公的厚恩，怎麼肯如此直言不諱呢？隻要明公一切都安好，我死而無憾！”
李密聽了之後當即氣急萬分，舉刀就砍向賈閏甫。王伯當等人苦苦相勸，李密才住了手。賈閏甫僥幸不死，便逃到熊州去了。王伯當也勸李密作罷，李密卻依然不聽。王伯當於是說：“義士的誌向是不會因為存亡而改變的，明公一定要起兵反唐，我就和明公同生同死，不過恐怕隻能是徒勞無益而已。”
於是，李密殺了朝廷的使者。在第二天的早上，便奪取了桃林縣城。
李淵聞訊，立即派軍隊進擊李密。在熊耳山，李密遭到伏擊，他和王伯當在混戰中即被殺死。
李密是個野心家，他本跟隨楊玄感反隋，後來兵敗投奔了翟讓的瓦崗軍，為取得瓦崗軍的領導權，他設計謀殺了翟讓，大權獨攬，擁兵百萬。在和洛陽的王世充作戰失敗之後，李密帶了兩萬多人歸順李淵，他手下的徐世勳、魏征等人都安心地為唐朝做事，可他不甘心，因為他自視甚高，認為自己具有王者的資質。而且，他相信圖讖，認為李家坐天下的說法指的是他，而不是李淵。
歸順唐朝以後，李密就應該擺正自己的位置，適應角色的轉變。然而，終因他權力欲太強而使他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不合時宜地企圖“改朝換代”，終於招致殺身之禍。
李密不明白，大唐當時平定天下的趨勢已非常明顯，關下將定，此時另立山頭的時機已失。何況，李密殺了翟讓之後，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不占天時，不占人和，怎麼能成事呢？
機遇來臨時必須牢牢抓住，但時機已經失去，就不能輕舉妄動。智者不僅在於能應機而動，還在於能順勢而行。為人處世，隻有高瞻遠矚，明辨利害，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在現實生活中，確實有“遠使之而觀其忠”這樣的必要。因為在一些人看來，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工作，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要什麼就要什麼，甚至視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顧，目中無法，搞錢權交易、錢錢交易、權力交易、假公濟私、損公肥私、吃喝玩樂，真可謂“五毒俱全”。在遠離國家中央政府（或公司總部）的地方工作，上級難管到，群眾（或員工）管不了，這樣就給一些心存私欲的人提供了可以胡作非為的可能和機會。
莊子觀人法之三：煩使之而觀其能
所謂“煩使之而觀其能”，即指在情況複雜時派他去工作，或是頻繁地交給他一些工作並要求他在一定的時限內完成，從而考察他完成的過程和結果怎樣，由此可看出他的能力如何。一個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有高有低，但在一般情況下是難以區分出來的。隻有通過派給他（她）很多的事務和在各種複雜多變的情況出現時，讓其所識別的對象去獨立處理，經過他（她）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表現，才能辨別其能力的高低、大小。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善，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硯其所受，賤則觀其所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誌。”這就是說，凡是要考察一個人，當他仕途順利時就看他所尊敬的是什麼人，當他顯貴時就看他所任用的是什麼人，當他富有時就看他所養的是什麼人，聽了他的言論就看他怎麼做，當他空閑時就看他的愛好是什麼，當和他熟悉了之後就看他的語言是否端正，當他失意時就看他是否有所不受，當他貧賤時就看他是否有所不為。要使他歡喜以考驗他是否不失常態，使他快樂以考驗他是否放縱，使他發怒以考驗他是否能夠自我約束，使他恐懼以考驗他是否能夠自恃，使他悲哀以考驗他是否能夠自製，使他困苦以考驗他是否不改變其誌向。
王岐山同誌是我國新一屆政府中的一位比較有個性的副總理，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善解難題的救火隊長”。
2003年年4月20日，北京SARS風暴最猛烈的時候，王岐山離開海南急赴北京，任市委副書記，22日被任命為北京代市長。
20日這一天，政府公布的北京SARS確診病例數從37急劇增加到339，王岐山的前任孟學農和衛生部長張文康黯然離職。他們都曾說，北京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