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生態文明 建設美麗興安
本刊特稿
作者：中共大興安嶺地委理論學習中心組
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係列講話精神
72年前，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20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文藝思想成果的集中體現；72年後，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則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正確把握兩個《講話》繼承和發展的關係，對於全麵認識和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的豐富時代內涵，指導和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以貫之的繼承
兩個《講話》都是根據文藝工作所處的深刻時代背景和針對文藝工作在發展中存在的實際問題而提出新的希望、新的要求，從而指明前進的方向。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的1942年，正是中國抗日戰爭處於最艱苦的相持階段，陝甘寧邊區和廣大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不僅麵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強大軍事壓力，而且還經受著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高潮和經濟封鎖的考驗。在這樣的環境下，一些來自國統區、淪陷區的文藝工作者，不去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發揮文藝“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作用，卻把創作當成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個別人甚至聲稱要做“中國第一、世界第一”的作家。他們不了解人民群眾需要什麼，喜歡什麼，隻從自己的興趣和愛好出發，熱衷於搞 “大洋古”的演出，群眾不買他們的賬，他們就認為群眾愚昧、落後、不懂文化，譏笑甚至敵視他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同誌才在講話中開宗明義地提出我們的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認為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他說：“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隻有聯係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他號召革命的、有出息的文學藝術家到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在那以後，以趙樹理，柳青等為代表的文學家藝術家深入群眾，深入生活，創作出《白毛女》、《小二黑結婚》等一批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
今天，我們正處在全麵深化改革、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全國人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正滿懷信心地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而勵精圖治、奮發有為之時，同樣麵臨著許多新的問題、新的考驗和新的挑戰。作為“不可替代”“不可低估”的文藝工作如何在弘揚中國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引領人民群眾、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上發揮靈魂工程師的作用，是擺在每一個文藝工作者麵前的嚴峻課題。應該肯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創作總的形勢是好的，主流是健康的，為兩個文明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但也必須看到，當前文藝界的某些地方、某些方麵，出現一些與時代精神、社會主流不太協調、不太和諧的現象，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把低俗當通俗，把欲望當希望，把單純感官娛樂當精神快樂，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侓的問題，存在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這些現象和問題，根子就在文藝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在為什麼人的問題上發生了偏差。習近平總書記說：“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正是在“為什麼人，如何為”這個根本問題上，有的人違背了文藝創作的規律，不但不深入群眾，不深入生活，不深入實際，反而以“遠離生活”“逃避時代”“回歸內心”為榮，搞閉門造車，無土栽培，隨心所欲，失去底線。有的靠“侃大山”編造故事情節，有的鑽進故紙堆裏找“賣點”材料，有的甚至借吸食毒品來激發創作靈感……凡此種種亂象，都直接或間接與前段社會上出現的一股否定《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思潮有關，都是脫離群眾、脫離生活的結果。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文藝創作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紮根人民、紮根生活。”他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既一以貫之地繼承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現實針對性，起到了振聾發聵、醍醐灌頂的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