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中國的烙印在哪裏？兩個方麵，一個是變遷的廣度，一個是變遷的速度。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經曆過13億人這樣一個廣度的變化。1980年以後，短短30多年間，我們經曆了西方世界100年的變化。若是西方在其現代化的過程中，也經曆了突發的焦慮，那麼我們以數倍的人口和數倍的速度經曆現代化發展時，我們這種焦慮感肯定是別人的數倍。
變遷不完，焦慮不止
問：焦慮隨著社會變遷而產生，那麼隨社會變遷的繼續進行，焦慮感也會自然地化解嗎？
周曉虹：不是說隨著社會變遷的進行，焦慮情緒會有所化解，而是說，當中國這種巨大的變遷，有一天能夠緩下來的時候，我們這種焦慮感就會減少。
巨大的變遷使得我們產生精神上沒有依托的感覺。費孝通先生曾說，我們應該做到“安其所，遂其生”，這樣的社會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們的變遷不能夠停下來，要解決“安其所，遂其生”的問題是不可能的，如果變遷持續，精神的漂泊就會伴隨著中國人。
歐美發達社會，相對來說焦慮感要低一點，就是因為社會大的變遷已經進行完畢，對於更大變遷的驅動力也相對較弱。在歐美社會，機會要少得多，一個人在短短的生命中間，變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而一個現實的人腦子裏要去掙錢、要發財、在短暫的一生中光宗耀祖的衝動小得多。到歐洲去看那些街頭咖啡館裏坐著的人，時間就是用來打發的；而我們，到今天信奉的還是“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
中產階級，最為焦慮
問：在中國社會各個群體中，中產階級的焦慮度非常高，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周曉虹：中產階級的焦慮感為什麼高？一者跟中產階級的地位有關。中產階級處在社會中不上不下的階層，希望能夠再往上爬一些，可是沒那麼簡單；如果不奮鬥，可能就要因“落後”而掉下去，其地位並不穩定。因為這種不穩定，就更加容易陷入深深的焦慮。相反，在很多落後地區，在山村裏生活的人，對於改變自我境遇的動力不強，在生活中也少有相關的資訊來幫助其改變，有時反而會產生一種貧困文化，樂天知命。
二者跟中產階級的知識和獲取信息的能力比一般人要強有關。如果在一個小村子裏麵不出來，你的比照對象就是村子裏的那些人，那些人的生活一般來講也甚少發生比較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你對自己所處的狀態就非常懵懂，並不知道很落後。但是中產階級則不同，他們的流動性比較強，文化知識也比較高，受過良好的教育甚至在海外接受過教育，與外圍世界一比照的話，對自己的地位就會不滿，因此焦慮感也比一般人更強。
第三，中產階級已有一定的財產、一定的社會地位，他對失去的擔憂也比一般的、最普通的草根階級要強烈，當變遷持續進行的時候，他就更易產生對自身地位的驚恐，去維持這種地位的焦慮感會更強，也會更難以停下來，逼迫自己必須不斷地往前走。
（摘自《人民論壇》雜誌，原文為《人民論壇》對周曉虹的采訪。周曉虹：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