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國家治理特征分析
特別策劃
作者：蘭暘
【摘要】世界命運共同體是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信息共享化的大背景中應運而生的，這樣的背景也促使了治理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治理作為現代國家麵臨的重要選擇，是人類共同的政治智慧，但各個國家的治理也具備其自身特征。中國作為後發治理的國家，既要借鑒人類治理的普遍規律，又要符合中國的曆史與現實的特殊性，是共性與個性相統一的國家治理，是凸顯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
【關鍵詞】全球化 國家治理 中國治理特征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總目標，突出了治理的重要作用與核心價值。國家治理體係是黨領導人民管理國家的製度體係，是規範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係列體製機製以及法律法規，是一種密切配合相互關聯的製度體係。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這一係列的製度體係管理社會各個方麵事物的能力，包括了國家、社會以及個人發展的各個方麵。
國家治理是動態發展過程，在全球化這一國際大背景下，受曆史和現實合力推動而形成中國特色的治理製度，在實施一係列製度的過程中，對製度執行中反饋的經驗進行總結，使其上升為理論來完善國家治理製度體係。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既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大創新，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發展理論，既要吸收治理的規律和特點，又要符合中國的曆史文化和現實訴求。
全球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外部環境
國家治理是全球化時代新的整治發展趨勢。“不斷地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在全球化時代新的政治發展趨勢，中國要走向社會現代化，必然要走向國家治理的現代化。”①馬克思指出“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將被各民族的各個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②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曆史也終將轉向世界曆史。雖然這與現今的“全球化”概念不完全一致，但也體現了人類共同體的曆史發展趨勢。
雖然對全球化的定義尚未有一致性標準，但從全球化的產生和發展邏輯中可得出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其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其邏輯起點為生產社會化程度加深，其發展形式是以經濟一體化為起始，發散至各個領域，如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社會領域等。全球化作為一個動態發展的概念在不同階段也顯現出了不同的特點。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趨勢呈現出：南北貿易占主導地位、西方金融占主導地位、安全機製由美國主導、地區經濟增長不平等並且剝削現象明顯等。而發展至21世紀全球化趨勢則顯現出新的特點：南南貿易不斷增長、新興經濟體發揮重要作用、安全機製出現新的軸心、北方國家與新興的工業化經濟體之間的不平等也在逐漸減小等。這也表明全球化並未導致國家的消亡和政府的消失，而是從另一個方麵顯現了國家在解決公共問題和全球交往中的作用，凸顯了各民族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為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帶來機遇。
在全球化進程中，世界各國之間的聯係日益加強且相互製約，具有跨國特征的主體也在不斷增多，難以避免地會對傳統的民族國家、國家主權、政府體製帶來挑戰。由此可見，全球化雖然是一把“雙刃劍”，但是各個國家卻在發展過程中必須接受它的考驗。它客觀地推動了人類政治的發展，傳統民族國家在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下，權威受到削弱，傳統的管理方式不得不發展為治理，治理理念實則是在全球化背景推動下，對國家統治的思考和對市場失靈的反思。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化進程是發展的題中之義。在應對全球化帶來的一係列挑戰的同時，應保持自身的製度優勢，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吸收國際治理經驗中的優秀成果，將治理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不斷完善社會發展中的具體體製機製，依據中國改革開放經驗形成中國特色的發展理念，促進中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全球化背景下國家治理的一般特點。自1989年世界銀行在討論非洲發展時，使用了“治理危機”一詞，治理這一概念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並被廣泛的關注與使用。聯合國曾對治理概念進行過較權威定義，“治理是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一種持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不同利益者和衝突者的矛盾得以調和並能夠聯合起來共同行動。它也是一種製度安排，既包括各種正式製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非正式的製度（這種製度安排必須獲得人們的同意或符合人們的利益）。”③
詹姆斯·N·羅西瑙指出：“治理與政府統治不是同義語，它們之間有重大區別。它將治理定義為一係列活動領域裏的管理機製，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與統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製力量來實現。換句話說，與政府統治相比，治理的內涵更加豐富。它既包括政府機製，同時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機製。”④讓·皮埃爾·戈丹認為“治理是一種集體產物，或多或少帶有協商和混雜的特征。治理的最初（或再次）出現也是多極的（或多領域的），這一點和它的研究對象—決策過程—是一樣的。”⑤俞可平將治理的特征進行了五個方麵的歸納：治理主體應是多元的；治理更多側重於協商性而不是強製性；權威來源除了法律外也包括社會契約；權力的運行向度可以是平行的；範圍邊界也以公共領域為界範圍更廣。
從治理的內涵和涉及的領域可以歸納出治理如下特點：治理製度既可以是正式也可以是約定俗成的；治理的各個主體目標明確；治理主體的管理方式科學及多元；治理過程更注重汲取人民的建議。治理改變了原本傳統的兩分法，即過去單純的以市場為中心或以政府為中心，不再將市場與政府的關係相對立，整合二者關係並使其既相互協調又相互製約，共同促進國家的穩定發展。作為後發治理的中國，中國語境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的首創，絕非對西方治理理念的照搬照抄，因為中國的國家治理與西方治理理念產生的背景、社會製度、發展進程都存在差異，但對於西方治理理念中優秀成分的借鑒並將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確實必不可少。
符合曆史與現狀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部需求
中國的國家治理需符合中國的曆史文化。中國傳統的曆史文化是治理理論輸入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價值目標來源。中國的曆史發展脈絡為國家治理體係的製度結構奠定基礎，中國的政治製度必然要自根自生。
首先，曆史製度基礎。中國實行的是單一製國家結構製度，這是中國的地理環境和曆史發展進程所決定的。縱觀自秦以來的曆朝曆代，雖然經曆著政府職權分配的演進，但卻始終以高度中央集權為發展主線，因為其符合中國的曆史發展脈絡和多民族發展特征，使這種製度具有曆史上的傳承性與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