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1960年代以來政治發展道路特點及啟示
國際研究
作者：李曉瑞
【摘要】韓國的政治發展模式是以國家主導型的資本主義、“矛盾與讓步共存”的民主化進程、穩妥的外交政策、健康發展的文教衛生事業以及由此形成的高度發達的公民社會等，形成了獨有的特色，不僅具有良好的研究和參考價值，而且為同處於“東亞模式”中的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未來的政治發展道路提供了鮮活的啟示和借鑒實例。
【關鍵詞】韓國 政治發展 政治文化 市民社會 教育政策
【中圖分類號】D731.2 【文獻標識碼】A
韓國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政治發展道路概述
迄今為止，韓國實行現代化的經濟開發政策已有40餘載，在這40年中，其政治發展道路大致又分為四個階段：
“樸正熙—全鬥煥”時期。第一個階段是從1960年開始的韓國民主黨政府上台持續到1988年的全鬥煥新軍部統治時期結束，這20餘年可說是韓國政治史上的“黑暗時代”。1961年，在韓國保持了13餘年的“憲政統治”被樸正熙所領導的軍部統治取而代之，然而，這一由軍事政變而得來的新政權卻在70年代後期把韓國引入了政治和社會危機總爆發的深淵。1979年，樸正熙在其第五次總統任期內遭遇親信刺殺。但是，正當韓國身處這一關鍵曆史發展時期並即將跳脫出威權主義的泥淖時，民主政治和獨立精神卻再一次離漢城人民遠去—以全鬥煥為首的新軍部集團通過軍事政變掌握了實權，他們在美國新保守主義政府的支持下，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舊的“維新”體製，由此，威權主義再一次席卷韓國，其專政、獨裁、政金勾結以及層出不窮的社會腐敗現象可說已達登峰造極的程度。
“盧泰愚—金泳三”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從盧泰愚入主青瓦台持續到金大中上台。從1985年起，要求政治、社會和經濟民主的民主化運動不斷高漲，麵臨如此複雜而又緊迫的情況，“6·29宣言”因時勢需要而浮出水麵，民正黨代表盧泰愚以此為利器，與反對黨一起起草新憲法，並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掌握了政治話語權。1988年，籠罩韓國長達26年的“黑暗時代”終於宣告結束。在此後的第六共和國時期，新軍部勢力進一步衰落，金泳三於1992年成為韓國第十四屆總統並入主政權巔峰的同時，也使軍人威權所導致的政治陰霾徹底退散，並進一步在韓國政治史上實質開啟了文人統治的曆史時代。
從“二次建國”到“陽光政策”。第三個階段是從金大中“二次建國”並實行溫和的對朝方針開始，至延續了“陽光政策”的盧武鉉政府結束。1997年，韓國政治史寫下了新的一頁，金大中第一次戰勝執政黨候選人，成功當選為第十五屆總統。他上台後，其“國民的政府”便適時地提出了“二次建國”的任務，其目的在於修正1948年憲法的正統性，且對以往各屆舊政府的政治“遺產”作出適當處理，並借由這一帶有些許“口號式色彩”的政治任務提升國民信心，刺激韓國經濟，使其逐漸走出金融危機的低穀。2000年，南北峰會再次見證韓國政治曆史性的關鍵一刻。三年後，盧武鉉出任第十六屆韓國總統，直到其卸任，南北和解的任務都一直為新政府所重視，南北關係也一直保持著較為平穩的發展態勢。
“李明博—樸槿惠”時期。第四個階段是從李明博政府的統治持續到現任總統樸槿惠上台。新國家黨的保守主義得到了全麵性的回歸，“陽光政策”的重心一度由“經濟援助”移至“半島無核”，而這種“保守威權主義”也得到了反對派的詬病。但是，李明博政府的強硬政策並未妨礙其黨內夥伴樸槿惠的當選，而韓國的政治、經濟等社會生活仍然在以穩定健康的態勢持續發展。
韓國20世紀60年代以來政治發展道路的主要特點
第一，政治文化兼具東方的集權型與西方的民主化兩種特征。因其自身曆史中與美國的特殊淵源，在民主化的進程中，韓國很早便從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中汲取了營養，這在其政治權力的結構形式和具體運作方麵無疑都有所體現。然而，韓國政治文化的特色並非全盤西化，而是表現為一種繼承、學習和創新的產物，使韓國的民主政治始終有別於西方。韓國建構新型民主政治模式的一個根本資源就在於其獨特的政治曆史和文化傳統—儒家的社會倫理和思想，這使得韓國的政治傳統偏重集權政治，強調集體高於個人，權威高於自由，責任高於權利，反映在韓國內部的民主政治建設上，則表現為：提倡“集體意識”（communitarian sense），而非個人的權利，個人更是在現實政治生活中難以占據民主和社會所關注的首要角色；同時，這種政治模式要求人們尊重和服從權威，維持秩序和尊重官僚機構被看作是核心觀念，“在韓國，並不存在反對國家的人權傳統，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個人權利被承認，但它被看作是由國家創造的”。①
第二，政黨體製具體表現為“等級關係層級性”及“儒家式地域主義”。在對韓國的政黨發展曆史進行細節化的觀察之後可以發現，韓國曾經試圖建立起以黨首為核心的“家長製”集權式組織結構。在黨內權力結構上，實行黨首高度集權。這不僅與其戰後所建立的軍人權威主義管理體製有關，也與其曆史上的儒家文化背景有關。在現代社會不同環境的作用下，諸如“三綱五常”等若幹儒家的價值和倫理觀念也不免滑入了世俗化的深淵，在韓國的現實政治生活中，這種“家庭首腦式”的儒家政治思維進一步地、更直接地表現為政治等級關係，隨著儒家政治文化的層層滲透，這種等級關係由觀念演變為規則，在韓國的政治組織中得到官方性質的規範，逐漸固化下來，最終在正式組織中造成了“等級關係製度化”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