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發展效益能否提升。一方麵，我們要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成就和社會文明成果，另一方麵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製承載的壓力和困境。中國發展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結構性問題，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民族宗教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社會階層結構、文化結構、人口結構等方麵的紅利都在逐漸消耗，製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的根基尚未牢固，法治、民生、效率、公平等方麵更高層次的統籌難度正在逐漸加大，所有這些問題最終都指向發展效益的優化，提升發展效益就是營造發展環境和激發發展內生動力。粗放式發展讓位於集約型發展、數量型發展讓位於質量型發展、外延性發展讓位於內涵型發展、局部發展讓位於全麵發展，必將成為中國發展重塑動力的不二選擇。在發展效益評估中，像國民經濟核算、能源、投資、貿易、人口和就業、社會和科技等數量指標統計都是可比較的，但像民主、法治、公平、效率等非數量指標隻能定性分析。
第三，發展代價能否減少。中國以往賴以發展的要素紅利正在消失，老齡化製約了人口紅利，城鎮化結束了廉價土地，法治和人權事業的巨大進步終結了低法治、低人權的透支紅利，改革深水區的難度抑製了改革紅利釋放的速度。一旦舊的發展模式和時代終結，就意味著傳統的發展成本支付係統開始失靈。如何讓發展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真正做到統籌兼顧，關鍵是要降低發展代價，擴大發展收益和盈餘，抵消發展紅利減損，重塑發展要素支撐係統，確保實現平穩發展、科學發展、良性循環發展，這是衡量國家發展新動力成果的重要方麵，也是發展晉級對動力係統提出的內在要求。諸如單位GDP能耗、億元GDP工傷死亡、社會環境、傳染病發病率、社會階層流動性、人才流失率等指標，都可以考量中國發展動力的質量和成本代價。
第四，發展風險能否管控。近期A股市場的波動起伏提醒我們，隨著發展體量增大、領域增多，中國發展的波動性將會逐漸增強，開放市場與全球經濟波動的關聯性將會逐漸增大，中國發展的風險管控要求將會越來越高。在國家轉型升級的發展動力重塑過程中，有效提升各級政府的專業化水平，增強國家發展風險管控的能力，打造風險防範係統和應急機製，築牢築寬國家發展的“護城河”和“防火牆”，勢必成為現代國家發展動力體係的有機組成部分。風險管控的能力和水平、風控體係的水準和專業下沉度，也必將成為檢閱一個國家發展能力的重要指標。社會安全係數、經濟安全係數、發展風險評估機製、發展風險預警機製、發展風險應急機製、社會風險化解率等指標都可以作為衡量發展風險管控能力的尺度。
第五，政治社會穩定能否保證。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無疑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在政治邏輯上極大強化了對經濟高增長的依賴。就“拉美陷阱”的發生來看，用經濟綁架政治是一種危險的做法。經濟增長不足以解決發展的所有問題，發展的框架結構也不應該隻有經濟一個準繩。國家的政治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維護都有對經濟增長的強烈需求，但經濟高速增長不必然增強以上領域的安全提升，增長也不必然就是發展。因此，在國家發展動力的構造過程中，一定要走出GDP的單向度崇拜，同時注重從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生態建設等方麵彌補短板，真正夯實托舉中國社會長遠發展的製度基石、社會基石、精神基石和生態基石。著重把發展成就轉化為政治穩定的利好，用政治穩定去支持、維護和規範發展，努力實現政治發展、社會發展、文化發展、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的共贏，這是中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也是國家發展動力重構的應有要義。政治社會穩定狀況，可以從社會群體性事件發生、維穩和安全支出、公檢法政權機關規模和涉法涉訴案件數量等方麵做出合理判斷和有效判定。
國家發展動力評估的曆史方位
關於國家發展動力的評估，既不能撇開中國近現代曆史的整體邏輯，也不能脫離世界曆史的潮流趨勢，逡巡當下沒有曆史眼光，自說自話缺乏國際視野，都不能正確地對國家發展動力做出科學評價。這就要求我們站位要高，視野要寬，格局要大，必須從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整體邏輯和國際化現實圖景兩個維度，對國家發展動力評估的曆史方位做出有效說明，以此確認國家發展新型動力建構的科學性、適當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