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從嚴治國問題，諸葛亮與法正還有過一場爭論。據演義第65回說，劉備得益州，進成都，全軍上下都十分高興，殺牛宰馬餉士卒，開倉賑濟眾百姓，封官晉爵獎賞有功之臣。之後劉備叫諸葛亮擬訂治國條例。諸葛亮立刑法頗嚴，此刻法正發話了：“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諸葛亮說：“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今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道，於斯著矣。”這一段正史也是這樣記載的，《三國誌·諸葛亮傳》裴鬆之就有這方麵的注。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就是對諸葛亮上述語言的概括。諸葛亮對益州的形勢分析與對當年漢高祖時的形勢分析，對兩者所持寬嚴政策的分析，很有道理，使“法正拜服”。諸葛亮實行從嚴政治後，“自此軍民安堵（安居），四十一州地麵，分兵鎮撫，並皆平定”。證明了諸葛亮政策的正確性。
趙藩對聯“不審勢即寬嚴皆誤”的話，告訴我們，或執行寬的政策，或執行嚴的政策，都要審時、審勢而定。
“嚴”與“仁”的關係
上述討論，使我想到了一個重要的議題：“嚴”與“仁”的關係問題，法治與仁治的關係問題。
“嚴”，嚴厲，嚴格，嚴肅，是法解決的問題；“仁”，慈愛，是德解決的問題。它們是對立的嗎？是水火不相容的嗎？不是的。
漢高祖時代重寬，重仁，難道就沒有嚴，不需要嚴；沒有法，不需要法嗎？不是的，漢高祖也重視法，也有嚴的問題。蕭何就製定法律，蕭何立法很有名。漢高祖對一些人與事也講法，也講嚴，隻是在講法的過程中，因為剛從秦政權下解脫出來，較多地注意寬罷了。西蜀諸葛亮製定法律，重嚴，難道不需要寬了嗎？不需要仁了嗎？也不是的，諸葛亮的德治工作做得也很好，如前麵講的對西南孟獲的治理。
治國沒有隻需寬不需嚴的事，也沒有隻需嚴不要寬的事，關鍵是要做到寬嚴結合，對此，孔子說治國要“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諸葛亮深諳這個道理，他揮淚斬馬謖，就是他執行寬嚴結合原則的一種典範事例。
關於“嚴”與“仁”的關係，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即嚴寬對象問題，即對誰實行嚴，對誰實行寬。原益州的統治者劉焉、劉表的治理是嚴了百姓，寬了權貴，寬了官僚，致天下不公；而漢高祖的寬是寬人民，對官僚違法者其處理是嚴的。西蜀呢？對廣大人民講寬，對少數官吏為非作歹者施嚴。所以，在社會常態的情況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應該是統一的，是人人必須遵守的，必須執行的，不管是民犯罪，還是官犯罪。
管理需要嚴
我們聯係管理討論嚴。管理也十分需要嚴，要有法，要有紀律，要有規章製度。誰違犯了法，違反了紀律，違反了規章製度就要究，就要罰。管理上的有些規章製度，是血與淚總結出來的，如有些操作規程，非從嚴執行不可。2003年，國內發生多起煤礦事故，煙花廠事故等，損失嚴重。何以至此，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嚴格按照操作規程辦事，事故給了我們血的教訓。假如我們嚴守紀律了，嚴守操作工藝了，生產就不會出現質量事故，勞動就不會出現安全事故。
法律上從嚴，製度上從嚴，還更要注意思想意識上的嚴。在思想上要求自己不做違法亂紀的事，不做有礙道德教養的事，勤勤懇懇，兢兢業業，認認真真，精益求精地做好工作。
嚴好，學習有了嚴，學習才有進步；工作有了嚴，工作才能做好。嚴出水平，嚴出效率，嚴出效益，嚴出平安，嚴出勝利，嚴出財富。
十五、敗走麥城之戒———製驕
要製驕，驕必敗。當領導的更要製驕，因為當領導的身居要職，假如驕傲了，危害更大，為此更需注意。
關羽的驕
打仗有所謂“驕兵必敗”一說，這是曆史經驗的總結，未見例外。在三國中犯驕兵必敗錯誤的典型人物是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