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將者宜五德備也”
曹操在為《孫子兵法》作注時，在注孫子所說的“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這句話時說：“將者宜五德備也。”
“惟才德兼備者賢士也”
《尚書》有“任官惟賢才”語，《論語·子路》有“舉賢才”語，《墨子》有“尚賢者，政之本也”語。這些話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任人唯賢”的由來。何謂“賢”，按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說法：“惟才德兼備者賢士也。”有才有德的人是賢士。
曹操所說的“將者宜五德備也”這五德，智信仁勇嚴，實際說的就是德才問題。信、仁、勇、嚴，說的是“德”的問題；才，說的就是“智”的問題。用人就要用德才兼備的人。
我還認為“德”“才”相較，“才”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是“德”統率著“才”的。借用司馬光的話說：“德者，才之帥也”（《資治通鑒》）。當然，這樣說，絲毫不意味著“才”不重要。“才”也十分重要，沒有“才”，你縱有報國願望也隻是一種虛幻向往而已。司馬光還說過：“才者，德之資也”（《資治通鑒》）。孫武講將的素質，就把“智”放在首位去說，其下才說“信”、“仁”、“勇”、“嚴”等幾個素質。
何謂 “德”。“信”、“仁”、“勇”、“嚴”為德，愛國為德，忠於事業為德，遵紀守法為德，講道德為德，積極做好工作為德。何謂“才”。“智”為才，知識為才，能力為才，具有報效祖國的能力、報效事業的本領的就是“才”。
這裏，我講一個觀點，講“德”講“才”時，在用人中，千萬別把“德”的標準拔高了，非怎麼怎麼樣才算是德；但對“才”的要求，卻應該是越高越好，知識越高越好，才華越高越好，能力越強越好。當然，這是從一般意義去討論的，但具體在直接使用人時，其用人要求必須講適當。用人中大材小用不好，因為這是浪費人才，同時也提高了用人成本。小材大用也不好，因為他勝任不了這個工作。用人還是講能位相稱為好，什麼職位用什麼素質的人，既不浪費地用人，避免出現高射炮打蚊子式的用人現象，也不低就，用與其職不相稱的人。我們要堅持德才兼備原則，把品德、知識、能力和業績作為衡量人才的主要標準。不惟學曆，不惟職稱，不惟資曆，不惟身份，做到不拘一格選人才。
曹操重視人才
我們再說曹操，曹操重視用人，十分重視才。漢靈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曹操與袁紹一起討伐董卓，在此期間，兩人在一次討論得天下者靠什麼問題時，發生了爭論，袁主張靠軍事實力取天下，曹的觀點卻相反，說“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三國誌·武帝本紀》）。曹操這裏所說的“智”就是指謀臣，所說的“力”就是指武將，所說的“道”指政治方針。曹把獲勝的保證寄托在正確的政治方針上，選用好文臣武將上。袁講的有沒有一定道理呢？有；軍事實力重要不重要呢？重要。但是，軍事實力還是靠“智力”，靠“道”去實現的！曹的見解明顯地高於袁紹。
曹操重視用人，他發布過《求賢令》，多次向天下求賢。他針對在選官問題上的一些弊端，如隻講“德行”、“名節”、“門第”等陋習，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明確地提出要惟才是舉，隻要有才，不管他是否卑賤，即使有某些偏短都可錄用，用其長，用其能。
魯迅在1927年在廣州的一次學術講演會上，講演題目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與酒之關係》，講到了對曹操的評價問題。魯迅就肯定了曹操的用人觀點，說曹操用人是：“不忠不孝不要緊，隻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
曹操確實講過這樣的話。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發布《求賢令》說：“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明確地提出了“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的主張（《三國誌·魏武帝紀》）。公元214年，曹操在發布的《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又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三國誌·魏武帝紀》）公元217年，時年63歲的曹操，思才之心更切，他又發布了一個《舉賢勿拘品行令》，令中說：“韓信、陳平，負侮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還要求管人事工作的人，對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三國誌·魏武帝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