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招生，製度之變
社會
作者：賈子建
6月8日，在杭州第十四中學考點參加高考的學生們於考後步出考場改革時機的選擇
三聯生活周刊：《國務院關於深化考試招生製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在公布前還曾經被提交中央政治局審議，如此高規格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我們該如何認識此次《意見》的性質？
談鬆華：據我所知，1977年小平同誌親自決定恢複高考，這是一次由中央層麵做出的有關考試招生政策的決定，但當時並沒有由中央出台關於考試招生製度完整的文件。最近30多年來，有關考試招生製度的相關文件都是由教育部門出台，這次《意見》還是第一次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國務院頒發的完整的製度性文件。
我首先要說的是，這次《意見》中“考試招生製度”涵蓋的內容要比高考招生製度更廣。它實際上是從終身教育理念和體係的角度來設計的，可以說它是對從小學到初中、高中、大學甚至是博士這樣一個學曆體係中間遞進和轉換途徑的設計，因為考試招生本就是學曆遞進中一個重要的通道。《意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關於考試招生製度最係統、最完整的一個製度設計。例如它設計了對學分互認、轉換的確認，這就突破了過去學曆教育單一的從學校到學校的由低到高的遞進過程。即便你沒有連續進學校讀書，在工作崗位上的學習成果如果能得到一定機構的認定，學分也可以轉換。這就開辟了多種成才的途徑。當然，社會更關注的是高考招生製度的改革，因為其他的升學測試都不是全國性的統一考試測評，社會關注是局部的，所以高考招生製度是整個製度設計中社會關注度最高，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三聯生活周刊：《意見》中提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考試招生製度不斷改進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對完整的考試招生體係”。我國考試招生製度經曆了怎樣的發展變化過程？
談鬆華：上世紀50年代，我國確立統一高考製度。其間有中斷，直到1977年恢複。我國考試招生製度的改革時間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有人提出我國高考招生製度的變化可以分為幾個曆史階段：從1977年恢複高考到1985年、從1985到1999年、從1999到2009年、從2009年至今。這幾個時間點劃分的主要依據是當年教育部門出台的係列文件，比如1985年出台了一係列有關考試科目調整的文件；1999年起大學開始擴招，之後各省陸續開始單獨組織高考命題；本世紀初統一招生方式在破冰，高校開始擴大自主選拔錄取改革的試點。但是這種階段劃分的標誌主要是一些關於考試招生的單項調整。所以，我認為此次出台的《意見》才是1977年恢複高考後的一個裏程碑。這個文件具有整體性，它將會推動考試招生製度向更加完善、更加成熟的製度變化。
過去的考試招生製度是在統一高考以後，擇優錄取的製度。但在實際執行中考試分數幾乎成了招生錄取的唯一依據。照理來說，對於一個學生，考試成績隻是體現他綜合素質的一部分，一個活生生的人不是完全可以用分數來衡量的。但是中國人講平均主義，憑什麼我比你高一分，不錄取我，而要錄取你呢？大家就會覺得這裏麵有問題。分數成了硬指標，這就把本來比較合理的製度變成了分分競爭。
從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升學競爭就越來越激烈。那時候是精英教育，大學毛入學率隻有1%～2%左右，到上世紀90年代初也不過3%。到90年代後期，大學擴招本來預計可以緩解高考競爭，但實際上隻緩解了高考招生的一般性競爭。如果從高中應屆生的升學率來看，全國普通高中應屆畢業生的三分之二左右都可以上大學，但是高考的結構性競爭加劇了，即升入高水平大學的競爭加劇了。伴隨經濟迅速發展，中等收入家庭數量大量增加，他們對於獨生子女進入好大學的需求非常強烈。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中“考狀元”的意識非常濃厚，這也使得本來該是少數人的競爭變成了所有參加高考的人都必須卷入的競爭，實際上這使很多學生花了很多冤枉力氣。所以高考競爭的激烈程度絲毫沒有減輕，分分必爭的“唯分數論”仍然是考試招生製度最為人詬病的弊端。
三聯生活周刊：那麼《意見》為什麼會選在現在這個時間出台呢？
談鬆華：改革的必要性是老早就提出來的，問題是現在是不是一個合適的時機，有沒有風險。因為高考不能“翻燒餅”，不能今年出個辦法，明年就廢了。這樣的製度設計必須要考慮到會影響一代人或者幾代人的發展。
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主要做的是考試科目的調整。一開始要考6門，大家覺得學生負擔太重，就從減少考試科目上調整。開始搞“3+1”、“3+2”，但是又反映考少了偏科，這樣也不行。於是上世紀90年代末就開始“3+X”，後來又覺得“X”也不清楚，而且還是單科考試，於是又開始把“X”變成文綜、理綜考試。還有一個就是實行加分政策。加分政策的初衷一是照顧弱勢群體，二是給有特殊才能的學生（例如有發明革新成果、有創作突出才能、有藝術或體育特長等）得到承認其特長的機會。本來初衷也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彌補“唯分數論”的缺陷，但是後來特長生又形成了從培訓到測試的利益鏈條。而且實施後還發現農村學生很難有藝術和體育的加分機會，其實這對農村學生也不公平。大學開始進行自主招生是希望能夠在招生計劃不變動的情況下，從現有的唯分錄取的製度上找一些突破點、開一些口子，讓至少5%有特殊才能的學生可以通過這個途徑被選拔。但是這最後變成了高校搶生源、搶尖子。報名麵試的人多，高校就要提前考試篩選，這樣又變成了兩次高考，增加了學生的負擔。這些改革探索出發點都是好的，但由於缺乏完整的製度設計，實踐中就會因遇到這樣或那樣的情況而走樣，但這些實踐也為這一次改革的整體性製度設計積累了經驗和教訓。現在這個文件的出台就是建立在這些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的。
這次《意見》的醞釀和準備是經曆了一個過程的。2005年，教育部前部長何東昌同誌給胡錦濤同誌寫過一封信，痛陳應試教育之弊。這封信的來由是一次有二十幾位全國著名中學的校長參加的杭州會議。會上中學校長們對應試教育愈演愈烈深感憂慮，強烈要求改革現行高考唯分錄取的製度。當時有一位老校長流著眼淚講：“沒想到我一輩子搞教育搞成這樣。”但是他沒有辦法，他必須要對學生的高考成績負責。
在中央領導的親自批示下，由教育部、中宣部等多個部委牽頭組織啟動了素質教育大調研。當時我作為“高校考試招生改革研究”課題組的首席專家，在曆時半年多的調研後，報告實行“分類考試、多元錄取”的建議。考慮了高等教育大眾化和多樣化階段考試競爭發生的變化。
2008年國家啟動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調研和製定工作，2010年黨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其中專門有一章講考試招生製度改革，提出“探索招生與考試相對分離的辦法，政府宏觀管理，專業機構組織實施，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學生多次選擇，逐步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製度”。同一年，國家教育谘詢委員會成立，委員會下設考試招生製度改革組。一年多時間，在國家教改辦的組織下，組裏的專家分別到了14個省、市、自治區，東、中、西部都去了。總結交流了各地的想法、各地的經驗、各地的教訓。最後形成了涵蓋考試、招生、管理、監督等16個專題、80多萬字的調研報告。調研報告提出了改革的谘詢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