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8章(1 / 3)

原典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幹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亦複不可幹而逆之,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持樞,就是掌握行動的關鍵,控製事物的規律。比如春季耕種,夏季生長,秋季收割,冬季儲藏,乃是天時的正常運作規律。不可悖反這一自然規律,而倒行逆施,凡是違反自然規律的,即使成功一時,也終究必敗。由此而知,人君也有他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他要組織百姓生產生活,教養萬民,收獲、儲藏等,也不能違抗這些規律,如果背逆客觀規律,即使表麵上看似強大,也必將衰弱。這是客觀規律,是人君必須遵守的基本綱領。

現代釋用

《持樞篇》主要探討人主順勢自然的方法。持樞,就是掌握行動的關鍵,控製事物的規律,這是決策、執行等進行管理活動時應遵循的客觀規律。鬼穀子在本篇中特別強調,順天而治,因勢利導,順勢而為。決策時要對形勢、時局、環境等進行科學的分析,遵循客觀規律,順勢而行,如果倒行逆施,違反客觀規律,即使一時成功,也終究必敗。

一位亂世皇帝為了探求治國安邦之道,找到了一名隱士。隱士在洪水泛濫的河邊指著一團亂而不散的樹枝笑而不言,皇帝豁然開朗。治國的奧秘就在於順勢,企業管理也是一樣。隻有順勢才能穩定,一團樹枝如果掛在岸邊,那麼必然被水勢衝散,隻有順著水勢,樹枝才能夠聚而不分。而企業管理中的一些流動性就如水一樣,是難以控製的。

“任人才流,把知識留”,這是一個IT公司的標語。與其他企業不一樣,這家企業從不避諱人才的流動。員工也不必擔心自己的秘密公開,大家能夠在一種坦誠的關係中一起工作。“我們的員工和企業永遠都是朋友。不管他走到哪裏。”這家企業的管理者信奉這樣的理念,“因為員工在這裏坦白地做人,坦誠地做事。這種經驗對於一個剛進入社會的大學生來說,是千金難買的曆練。”“我們之所以不避諱員工離開,客觀上是因為這種潮流不是避諱或橫加阻攔可以遏製的,與其總是不歡而散,為什麼不能夠從容分手呢?”“主觀上來說,如果你把員工當作朋友,你就要替他的前途著想。隻有以心體人,才能換來真心相待。所以,我的員工離開後,不但一直和我保持朋友的關係而相互忠告,而且很多員工還在一段時間磨練後回到公司來。”“這種文化讓我得到了兩個保證:其一,每個員工離開都經過深思熟慮,不存在不理智的選擇。其二,每個員工離開前都會把自己的心得介紹給老板和同事。”也許這樣的理論有些過於理想化,但是一個開誠公布的組織氛圍的確是保持企業活力的一個關鍵因素。好員工不是雇來的,而是培養出來的。

兵經曰:“能相地勢、能立軍勢、善以技、戰無不利”,創勢、造勢、依勢能造就自己的江山,順勢才能造勢,借力使力,也是順勢的一種,如何順勢而為並抓住趨勢,這也是通往成功之路必學的功課之一。古人雲,凡事“順天、因時、依人”就能成,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天時、地利、人和,這就好像四時的春夏秋冬,四季皆有其時,因為順勢而為才能“水到渠成”,唯有水到渠成才能理所當然。我們所處的時代幾乎是每分每秒都在變動,如果你有說服他人的能力,便能成為順勢而行的領導者。

老子的“無為而治”,即是對遵循客觀規律,順勢而行的“持樞”思想的另一種闡述,其在中國古代有很大的影響力。漢初的黃老之學吸取了先秦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適應秦末政治動亂之後,民心思定的形勢,強調清靜無為,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對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采取不幹涉主義或少幹涉主義,借以安定民心,發展社會生產。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思想在當時起了積極作用。唐代初年和宋代初年的統治者都曾利用“無為而治”的思想協調處理當時的社會矛盾,並都有所收效。

《山海經》裏有一個著名的故事,講的是在遠古的中國,在堯帝的統治下,天下大治,百姓無事,田間老父擊壤而歌,觀者歎息道:“大哉帝德!”老父回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位飲,耕田為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堯聽了以後,就默默地走開了。

從擊壤而歌我們看到,中國古代的人們並不希望有“帝力”。老子更是希望有這樣的社會:“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楫,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認為,統治者要無為而治,少一點作為,少一點欲望,這樣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可惜,中國古代老子的思想並沒有成為主流。而是孔子的思想占據了主導地位。孔子是強調有為的,曆代有為的君主均為人稱道。其實,正是許多有為的君主,倒是坑苦了老百姓。

秦始皇統一六國,實行“書同文,車同軌”,是一個典型的有為君王。他修長城,也是為了抵禦外敵,功績可謂大矣。但老百姓不認同他,終於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秦皇朝頃刻之間土崩瓦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打擊匈奴人,立下功業,但到後期卻為自己的窮兵黷武下了“罪己詔”。隋煬帝修大運河,主觀是為了自己遊樂,客觀上卻疏通了南北交通,最後也被斥為勞民傷財。分析這些情況,可以看到,其實這些君主最大的問題是得罪了老百姓,他們的有為是建立在對百姓利益的侵犯之上的,也就是所謂“與民爭利”。這就不能不引起民怨沸騰了。

但反思一下,難道堯真的一點作用也沒有嗎?其實在“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感歎下,這正反映了堯作為領導者的高明之處:他從不居高臨下擅作威福,也從不對百姓的日常生活橫加幹預,而是遵循客觀規律,順勢而行,他的管理風格如同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幾乎讓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因此,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企業中,領導者往往能決定企業的命運和重大轉折。因此,領導者素質也是現代管理的一個重要因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依老子看來,先前的人,總以為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都有一個主宰者臨於其上,並且把周遭一切自然現象都視為有生命的東西。人類常以一己的願望,給予大自然以人格化,因而以為自然界對人類有一種特別的關心、特別的愛意。老子卻反對這種說法,他認為天地間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規律“道”運行,其間並沒有人類所具有的好惡情感或目的性的意圖存在著。在這裏,老子擊破了主宰之說,更重要的是,他強調了萬物自然生長的狀況,並以這種狀況來說明理想治天下者效法自然規律,任百姓自我發展,消除外在強製性與幹預性,而使人的個別性、特殊性以及差異性獲得充分發展。

對於管理者境界高低的標準,老子說:“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在這裏,老子提出了評判領導者優劣的四個標準。在他看來,太上型領導是領導者的最高級別,這種領導者給民眾的印象是“不知有之”,就好像這個領導不存在似的,領導真正做到了“無為而治”,“身教不言”,他雖隱於眾,卻能以無形的影響力和感召力來規範民眾的行為,使民眾以為是自己要那樣幹的,而不是受領導支使所為。

因而,管理者主要應當在對外事務及企業宏觀決策上要有為,對員工應越無為越好,隻當裁判員,不當運動員。學一學鬼穀子的“持樞”思想很有好處,將企業各項規章製度建設好了,管理者就是去睡覺釣魚,員工也會自覺高興地去工作。

但無為管理、隱性領導,並不是取消管理和對員工的控製,而是讓管理進入更高層次和更高的境界,人人都是管理者,都是重大決策的參與者,也是決策的執行者。管理達到如此境界,才能使管理者擺脫日常事務,麵對未來,綜觀世界,審時度勢,籌謀大計。貌似無為,事實是更加有為,更加有效率。

在《呂氏春秋》中也有鬼穀子“持樞”思想的體現,其說:“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盡,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鼻,而牛恣所以之,順也。”烏獲是古代著名的大力士,然而讓他去牽牛,如果不顧牛脾氣,抓住牛尾巴就拉,那麼即使使盡力氣,把牛尾巴拉斷了,老牛也依然故我站在那裏寸步不動;相反,如果順應牛的習性,牽住牛鼻環走,那麼即使一個矮小的孩童,也能使牛聽話。

對有效執行而言,更應該秉承“持樞”思想。作為領導者,即使他的智慧再大、本事再高,其能量總歸有一定的限度,他總歸要受到各種客觀條件和客觀規律的限製。因而,要進行有效執行,就必須通過借人、求物等的方法,順應客觀規律,走一條用力小而成功概率大的道路。也就是說要從勢而行,順應自然。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荀子·勸學》)。對於領導者來說,從勢而行,順應自然,就是在執行過程中,尋求屬下最大的支持,使民意與己意合。

東漢末年,朝政紊亂,宦官和外戚鬥爭激烈,百姓痛苦不堪,天下紛擾,漢室傾危,爆發了曆史上著名的農民起義——黃巾軍起義,各地軍閥乘勢而起,趁機擴充實力,擴大地盤,天下四分五裂。孫堅孫策父子、曹操等人就抓住了這個機會,乘勢成就了一代霸業。

曆史驚人地重複著。元朝末年,蒙古帝國由盛而衰,統治階層不恤民力,導致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當各地發生饑荒,百姓疾苦無處可訴時,終於爆發了紅巾軍大起義,起義摧毀了元朝的統治基礎。朱元璋乘勢而起,削平群雄,於1368年推翻元朝,建立明朝。

其實,不惟朝代的更迭、創建時這樣,現代企業的決策執行更是如此,乘勢者總是會與勝利結姻。中興通訊能夠屹立於今,與華為一起成為中國電信業的老大就是得力於老總侯玉貴的從勢領導。

中興崛起於20世紀80年代。至2004年止,中興已實現合同銷售額340億元,其中海外實現合同銷售額136億元(折合16.44億美元),海外銷售同比增長達169.5%,中興的發展得力於侯玉貴務實、順勢的領導風格。

我們可以從中興對技術的“低成本償試”中感受到中興順勢而行的企業文化。在中興老總侯玉貴看來,技術的生命力來自市場,所以在中興從來不提技術至上。在技術研發上,中興倡導一種“低成本嚐試”原則,使技術能夠借市場之勢而生、而長。它包括五層意思:

對於各種可能出現的、已經形成一定熱點的技術或產品,不管其市場前景最終如何,在沒有足夠的證據否定之前,不放棄任何一次嚐試的機會;

產品或技術沒有足夠的把握可以做出來之前,隻做嚐試性研究;

產品或技術雖然可以做出來,但在不能發現一個明確的、有足夠容量的市場之前,隻停留在產品和技術的實驗室研究上,不做市場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