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與董作賓：十年神交，握手言歡
人物春秋
作者：蔡震
1928年的仲夏，攜一家人流亡日本，避居在千葉縣市川市鄉下的郭沫若又被一種寫作的欲望擾動了。他已經沉寂了近半年的時間，其間主要精力都用來讀書，不僅讀文學的書、文藝理論的書，而且廣泛地涉獵了哲學、經濟、曆史等等社會科學方麵的書籍。這一方麵是因為遠離了國內的生活現實，他很難再有文學創作的衝動，另一方麵則是與創造社同人們開展的文化批判運動，迫使他要大量閱讀社會科學方麵的理論書籍。
從這樣的閱讀中，郭沫若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他生出一個雄心勃勃的念頭：“運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思想的發展，中國社會的發展，自然也就是中國曆史的發展”；也“想就中國的思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曆史，來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於是，他首先想到要把小時候背得爛熟的《易經》作一番研究。
在東京神田街的舊書店，郭沫若花六個銅板買到一本日本版的《易經》，還是明治時代水戶藩的藩學讀本，由此開始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學術研究。他很快便寫出了《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一文，在上海《東方雜誌》上連載，初秋之際又完成了《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的初稿。
但這時，郭沫若卻猶豫起來，因為他內心產生了懷疑：《易經》、《書經》、《詩經》這些先秦典籍，在它們流傳的過程中當然是已經失真了的，那麼，僅僅依據這些文獻資料去研究古代的中國社會，怎麼能夠得到令人信服的結論呢？
“我要尋找第一手的資料，尋找考古發掘所得的，沒有經過後世的影響，而確確實實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種東西。”郭沫若這樣想著。他開始往上野圖書館尋找考古發掘資料，查閱到羅振玉編著的《殷虛書契前編》，初次接觸了甲骨文。不過，郭沫若並不知道，就在此時，遠在千裏之外的河南安陽小屯殷墟，正在進行著一次重要的考古發掘，主持這一發掘的是一位叫董作賓的學者。
董作賓在小屯殷墟主持的這次發掘，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在這一年成立後進行的首次重要的考古發掘，專門發掘調查殷墟的甲骨。
事實上，甲骨文的發現才僅僅三十年時間。那是在1899年，人們偶然從被賣到中藥鋪做藥材的龜甲上發現了未曾見過的文字刻辭，於是開始對那些散落各處的甲骨進行收集整理，開始有了甲骨之學的研究。但三十年間從未為此做過考古發掘，所以1928年春，曆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後立即著手要在小屯殷墟對於甲骨進行有計劃的科學發掘。董作賓被先期派去安陽做調查甲骨文出土情況。
經過實地考察，董作賓了解到二三十年間盜挖殷墟的情況日益嚴重，而出土的甲骨被古董商大肆收購用來發財，大量流散到海外。但是“甲骨挖掘之確猶未盡”，組織對殷墟進行發掘，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了，“遲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損失”。於是，他向研究院提交了《殷虛甲骨調查報告發掘計劃書》並獲得通過。到了秋天，由其主持在小屯殷墟進行了第一次的試發掘，收獲頗豐，共得甲骨854片。董作賓從中遴選了381片，摹錄發表《新獲卜辭寫本》，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最新的重要資料。
一年後，史語所又在小屯陸續進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發掘，直至1937年抗戰爆發，一共進行了15次考古發掘，董作賓8次參加了發掘工作。這些事情，避居在日本鄉下的郭沫若當時是不知道的。他在差不多已經寫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時，才從主編燕京大學學報的容庚那裏知道了小屯殷墟的發掘，知道了董作賓的《新獲卜辭寫本》，並從容庚處借到該書。得閱這些新的卜辭寫本資料後，郭沫若又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撰寫了《殷虛之發掘》等三篇“追論及補遺”文章，時在1930年2月。
這可以說是郭沫若與董作賓間接發生了關係。他對董作賓主持的殷墟發掘及《新獲卜辭寫本》的發表，大為稱頌，讚其：“足為中國考古學上之一新紀元，亦足以杜塞懷疑卜辭者之口”[1]。
郭沫若與董作賓有直接交集，是在1932年夏秋之際，那時他開始著手編撰《卜辭選釋》（成書後作《卜辭通纂》）。他與董作賓第一次聯係是請董為他找尋一殷墟陶器上的刻文，董作賓很快親自用素縑摹錄了該陶文並寄到日本。素昧平生，初次聯係就得到這樣實實在在的幫助，郭沫若很感動，於是，特意寫了一首七絕並且手書一條幅，贈送給董作賓。詩是這樣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