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使者出安陽，七十二鑽禮成章。
賴君新有餘且網，令人長憶靜觀堂。[2]
郭沫若用《莊子》中寫宋元君事的典故，極力讚譽董作賓在1928年秋所主持的安陽小屯殷墟發掘甲骨文之事，稱其發掘出土了大量甲骨，好比餘且網捕到大白龜一樣。郭沫若一開始進入甲骨文研究領域，就非常推崇王國維的研究，而他又以董作賓為王靜安之後最有影響的甲骨文研究者，所以，他在詩的結句會寫到“令人長憶靜觀堂”。
這首七絕的創作和題寫的條幅，記錄了郭沫若與董作賓最初交往的事情，是彌足珍貴的史料。事實上，在這首詩發現之前，人們並不知道郭沫若與董作賓最初是怎樣開始交往的。更有意思的是，短短四句詩，關聯到後來被學界稱作“甲骨四堂”中的三人，即：王觀堂（國維）、董彥堂（作賓）、郭鼎堂（沫若）。
就是從這時起，郭沫若與董作賓隔著浩瀚的東海開始了密切的文字往來。這是一種推心置腹的學術交流的往來。在得知小屯殷墟第二次發掘出大龜四版的消息後，郭沫若急切想看到大龜四版上的刻辭，經過董作賓和主持第二次發掘工作的李濟的幫助，他很快就得到了大龜四版的拓片。在接到郵寄來的拓片的那天，郭沫若興奮不已，當即給好友田中慶太郎寫了一封快信，告之：“三千年前大龜四片已從北平寄到。請來一遊，將奉以龜之佳肴也。”[3]後來他又將李濟、董作賓“以新拓之大龜四版及《新獲卜辭》之拓墨惠假，並蒙特別允許其選錄”之事專門記入《卜辭通纂·述例》中。
與董作賓相識時，郭沫若剛剛開始編撰《卜辭通纂》，於是，他與董作賓的文字往來，差不多全是關於《卜辭通纂》的。是年冬，郭沫若從董作賓來信中得知其有甲骨文斷代研究之作，分世係、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十項，很感興趣。這也是他準備撰述的問題。他本計劃在《卜辭通纂》書成後，附以一卜辭斷代表。郭沫若遂複信董作賓討論甲骨文斷代問題。很快，轉過年（1933年）來的1月末，他就得到董作賓寄示其《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的三校稿本。讀後，郭沫若“以其體例綦密”，決定自己原擬作的卜辭斷代表，“不複論列”。[4] 他稱讚《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如是有係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同時，又與董作賓討論彼此意見相左的“陽甲與沃甲之互易”、“帝乙遷沫事之有無”二事。
其實，《卜辭通纂》此時已經付印了。郭沫若在讀過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稿本後，發現自己在編纂甲骨刻辭時因王襄《簠室殷契征文》一書拓片不精，疑為偽品而摒棄未用之誤，特選取董作賓“足以證佐餘說”的“僅見之例”，譯錄數片以作補充。他將這些事情都記入2月8日夜所作的《卜辭通纂·後記》中。
但事情還沒有結束。郭沫若在《卜辭通纂·後記》中論及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所引“五示”、“虎祖丁”二辭，“因未見原契，故多作揣測語”。董作賓得知後，摹錄了那兩片甲骨刻辭，於3月中旬寄給郭沫若。郭沫若特作《書後》，“爰揭之於次，以補餘書之未備”。董作賓大概是考慮到《卜辭通纂》已在影印製作中，隨後又將兩片甲骨刻辭的照片直寄郭沫若。郭沫若收到照片很高興，因“書尚在印刷中，爰一並采入”。他也為此又寫了一段《書後補記》的文字，特別表示：“餘於此對於彥堂之厚誼深致謝意。”[5]
《卜辭通纂》由文求堂出版後，郭沫若給田中慶太郎開列了一個二十人（處）左右的贈書名單，請他代為寄送，其中國內學者唯有三人（處），其中之一即為住在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的董作賓。郭沫若請田中慶太郎寄給董作賓的贈書有三部，包括贈曆史語言研究所的一部。[6]可見董作賓在郭沫若心中的分量。
與董作賓的交往，是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間重要的學術交往之一。他們二人之間的這一交集又完全在學術領域，是純粹的學者之誼。在開始交往後的許多年間，他們隻是神交、文字交。這與郭沫若與容庚交往的情況相似。他與董作賓初次見麵，則是十年後抗戰期間的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