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中英先生及其書法藝術略議
藝術長廊
作者：何應輝
蜀中耆宿餘中英先生是四川現代書法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新時期我省書法複興繁榮的承前啟後的奠基者之一。
先生於1899年生於郫縣。其父以學為本，曾經商、吏生涯，有名於時；而中年尤致力書史研究，對先生之影響不言而喻。先生少時學軍，正值上世紀初四川保路運動興，辛亥革命大潮風起雲湧。他自18歲任職川軍始，曆經軍旅之苦，後來蜀中長期的軍閥混戰終致其35歲時決然離軍。從軍期間，他亦頗能體恤民生疾苦，並多傾心文翰，虛心請益時賢，曾深得趙熙先生稱許。1932年，先生（34歲）即函請齊白石為受業弟子並幸得嘉許，次年醉心治印於戰火之中。1933年至1934年間，先生負笈京華專心從白石老人學習篆刻書畫，師生情篤，獲白石師贈印、畫若幹。白石師讚其“三年一擲宦情輕”、“客居能自耐寥寥”、“蜀中不獨官聲美，篆刻猶堪後世名”。先生在京還結誼於徐悲鴻等名家；辭燕歸蜀後，以書畫印與四川諸名家多所過從，藝功日深。抗日戰爭興，先生複從軍參加抗戰，曆任軍政數職。與此同時，其書法篆刻聲名日盛，書跡流布甚夥。其任成都市市長期間還曾在抗戰文化建設上致力，功載至今。新中國成立後，餘先生將所藏明、清、現代書畫悉數捐獻政府，為數甚豐，為成都市、四川省的博物館建設做出了十分可貴的貢獻。
先生之為人，正直清明，剛毅儒雅，嚴謹精勤。他對書法藝術的研習則無一日懈怠，不論生活境況之順逆，始終保持著對民族文化的自信敬畏和刻苦自勵、虛心進取的學習精神；對後學則慈祥可親，誨人不倦。我在“文革”時期曾經施孝長老師推薦往先生支機石住處請益多次，並獲借懷素自敘長卷（趙蘊玉臨本），又曾得先生之張遷碑臨作一冊。先生僅居一室，看書寫字住宿狹容其中，自己燒飯即在窗外屋簷下置一蜂窩煤爐，生活之簡陋清苦可想而知，但論書、揮毫卻精神爍然！其景其情給人留下永難忘懷的深刻印象。
餘老早年曾從著名書法家趙熙學書，又得齊白石先生指教，對北魏碑下過很深的功夫。他還轉益多師，廣泛地從秦篆、漢隸、晉唐楷書以及晉唐、宋、元、明多家的行草書中吸取營養，最終出之以雋拔峭勁、穠潤雅練的鮮明個人風格。如果我們仔細揣摩，就會發現，北魏書及蘇軾書那種橫扁的取勢，柳公權那種峻拔剛健的筆致，二王及米芾瀟灑俊逸的氣度，趙鬆雪那種研美儒雅的韻味——這多種養分，都化合到他的作品之中，成為他自己風格中的有機成分了；而其清剛縝密的人格特色則無疑是其書風的本質成因。
最能代表餘老書風的是行草和小楷。行草書《杜甫詩·解悶》幅麵不大，但全幅情感充沛，氣勢暢達。其結體以緊密穩健的橫勢為主，而破以灑落疏放的縱勢，意態多變，相生相應；其章法密中見疏，擒縱對比，錯落有致，虛實相映成趣；其用筆以鋪毫方筆為主，輔以圓筆，振管直書，一氣到底，在痛快豪健中見沉著含蓄，通篇體現出一種爽利超邁的氣度，而用筆結字又透露著蘇、米的神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餘老駕馭硬毫筆的精熟本領：使轉靈活，中側鋒互用，藏露兼施，輕重遞變，疾澀適度，鋪得開收得攏，用側鋒取勢而又力強氣厚，顯示出其豐富的經驗和深厚的修養。同時，餘老還把寫隸、篆之所得融合到行草中，因而用筆能見到一種疾而澀、暢而厚、文而質的意味。對聯“千章古木陰濃處，萬卷藏書讀盡時”蒼勁遒潤，氣象樸茂，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更具新意，不愧是老年力作。
在餘老的書藝中，小楷堪稱精絕，尤為世所稱道。他所書的《白居易詩八首》，通篇用意精密又不乏空靈，顯得秀逸清健；用筆精到，筆劃雖細如髭發，但勢貫力到，筆筆不苟，意態完足；其結字章法在整齊精嚴中參差變化，略於典雅穩重的楷書中糅進流變的行書，和諧而又靈活。這樣，使作品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意境的美。餘老精於書法，也工於篆刻，能詩詞，擅國畫。他對傳統書藝能突破一點，全麵繼承，綜合運用。這種治學態度和方法，是很值得學習的。
作者：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四川省書法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