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研究的新收獲
文史信息
作者：謝桃坊
王定璋先生自1981年以來長期從事綜合性社會科學學術刊物四川《天府新論》的文史編輯工作，同時以唐詩為重點而進行文史研究。他的著述有《錢起詩集校注》、《陶淵明懸案揭秘》、《白話小說》、《尚書之謎》等十餘種，發表論文百餘篇。今《學海蠡測——文史思辨錄》（55萬字，巴蜀書社，2009年10月出版）是其自選論文集，收錄論文近五十篇。其中關於唐詩及唐代文史研究的論文三十餘篇，最能體現其學術個性與學術成就。它應是新時期以來唐詩研究的可喜的新的收獲。
為了全麵地理解唐詩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著者探討了唐代司法監察製度及考試製度，以及唐代地理學的成就。這屬史學的範圍，但它們與唐詩中的自由精神、詩賦取士和山水詩的發展均有間接的關係，可以對唐詩有更為深入的認識。唐代各種哲學體係並存的開放型文化所促進的思想的解放，儒家地位的加強及佛教和道教的發展，以及景教、伊斯蘭教、祅教、摩尼教的流行，統治階級允許不同政見的存在，大量吸收外域文化，成就了寬鬆和諧的創作環境。這是唐詩繁榮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再將唐詩的繁榮僅僅歸結為社會經濟高漲的產物或社會變革的結果，較切近唐詩發展的真正原因。從社會意識形態對唐詩的影響而言，著者著重探討了道教文化對唐詩所發生的作用，這即是：道教超越功名利祿的思想對唐代詩人的人生態度與價值觀念的影響，唐詩中有許多直接表現神仙世界的遊仙之作，尋求新境界的浪漫情調在唐詩中的回響，自然深秀和空靈飄逸的審美追求是道教文化在唐詩中著上的鮮明底色。由此我們將唐詩與漢魏六朝詩、宋詩，以及元明清詩相比較，可見到唐詩所受道家哲學和道教文化的明顯影響，有助於我們對唐詩的思想與藝術特色的認識。為了說明道教文化與唐代詩人的淵源，著者在全麵考察唐代詩人的基礎上將詩人分為八種類型：隱居讀書或著書講學者，求仙服食者，隱居學道以求仕者，仕途失意後隱居者，厭世歸隱者，隱居避亂者，被迫終生隱逸者和受道家思想而淡泊名利者。因有這樣細致的歸納，使道教文化對唐詩的影響的論點得以落實。
在唐詩研究中，著者關於李白的研究共有七篇論文。它們多為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及其他刊物轉載，在學術界有著較大的影響。此組論文中關於李白與謝脁詩的比較，關於李白詩的評價，關於李白詩的主體意識、藝術風格、興趣愛好與心理特征，李白與杜甫青年時代創作的比較，李白待詔翰林時期作品的考察，李白散文藝術的探索等，題材較為廣泛而新穎，從各個視角對李白進行了新的學術研究。作者認為，在李白的主體意識中體現得最鮮明和突出的是獨立意識、自主意識和平等意識，其作品有著鮮明而獨特的藝術個性。他敢言人之所不敢言，敢言心中之所欲言，敢於突破先賢聖哲的清規戒律，對自己的感受毫不壓抑，也不扭曲自己以媚時俗。然而他對人性、個人的尊嚴與人身自由的呼喚，還是非常模糊，十分朦朧，層次較低的，是在追求個性解放時無意識接觸到的。在其主體意識中摻雜有不少消極的因素，自由獨立的意識僅為改善個人生存條件而表現出來，並將實現自身價值的願望依賴於明主及權貴的賞識。這樣就很確切地概括了李白的主體意識，既指出了其積極的一麵，也見到其消極的一麵，對我們認識李白這位詩人的個性及作品的思想意義能起到很大的啟發作用。李白詩的藝術風格，概括起來其特征是：以雄放浪漫的藝術方法傳達純真情愫，使其作品氣勢跌宕，饒有韻味；以非常的方法描繪仙靈怪異形象和夢幻神奇的特殊意境，新人耳目；以不假雕飾的俊逸詩風與複雜多變的藝術風格進行有機整合。這是深入研究李白詩的藝術特征後所作的較為確切的歸納，並非簡單地以感悟方式以為其詩富於青春氣息，或者以為是一種醉態思維，或者沿襲舊的“詩仙”之說。作者關於李白的主體意識和藝術風格的分析，具有一種宏觀意識，達到了新時期以來李白詩研究的高度水平。自來關於李白的研究中對其詩之外的文章——文、表、書、序等方麵鮮見專文。著者為全麵研究李白，對其今存之六十餘篇散文作了探索。李白的散文反映了廣闊的現實生活的曆史背景，對當時的重大時事有所觸及，藝術風格也很獨到，所表現的思想更為直觀、明確和具體，固是研究李白的珍貴資料。其散文的藝術風格是：氣勢沛然，發端突兀；參差錯落，富於變化；縱橫奔放，行文自然；形象生動，長於比興。李白思想駁雜，等同儒道，這是其散文不為後世所重的原因。其散文中奇句單行的句式不少，工整的四六駢偶不多，在一定意義上可視為唐代古文運動的萌芽。關於李白散文的論述，使著者的李白研究臻於完滿的境地，亦為李白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