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敏感”而又“謹慎”的人群中，《同性愛》被小心翼翼地流傳著，原以為自己是“異類”的他們知道，有一個叫張北川的醫生理解他們，懂他們。
“像我們這樣的人，生在這個世界上，就打上了不幸的烙印，注定了我們的一生是灰暗的。我努力過，追求過，但最後找到的竟是離開這個世界的絕路……”這是同性戀者寫給張北川的絕筆信。
“《同性愛》出版後，我接到無數個充滿了彷徨、無奈、絕望的求助信和求助電話。這些遭遇讓我感到自己肩負的是一個沉甸甸的社會課題。”張北川說。
那些日子裏，回信、接聽熱線谘詢電話成了張北川生活的重要內容。他不厭其煩地向這些同性戀者介紹科學的性知識，傾聽他們不為人知的心理痛苦，勸慰他們好好工作和生活。
2003年的一天，張北川的電話響了，那頭傳來的是一個年輕人的聲音，“張老師，雖然我隻是一名高三學生，學習成績很好，但人生已經沒有希望了，我是同性戀，不久前在一次獻血中，我被查出艾滋檢測呈陽性！艾滋項目不能通過，就意味著我不能參加軍校的招生考試了。我突然覺得整個世界都不再屬於我了。”小陸的聲音很絕望。
這對於一個從小就夢想成為軍人的孩子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而一個負責抽血的工作人員的做法更是讓小陸心寒，他要求小陸用800元錢來換取檢驗報告。這對於一個月收入隻有七八百元的家庭來說絕對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出於歉疚，為了不連累家人，小陸一度生出自殺的念頭。
在與小陸進行了多次溝通後，張北川才逐漸了解到，小陸是同時與幾位男同性戀者發生不潔性行為之後，被感染上的艾滋病毒。為了幫助小陸走出心理低穀，張北川查閱了大量的法律法規。“當時他的家人擔心那位工作人員因為被處理而報複小陸，公開小陸感染的真相，而不敢索取檢測報告。”張北川堅定地告訴小陸的家人：“我國已經有關於艾滋防治的條例，有相關的法規，任意泄露感染者的隱私是要受到製裁的。”
那段日子，張北川和小陸通過40多封信和無數次電話。在張北川一次次信心疏導和支持下，小陸和家人樹立了正確對待同性戀和艾滋病的觀念。第二年，小陸以560分的優異成績考上了國家一所重點院校的本科。
直到今天，在張北川看來，有幾類人的電話，他是不能回避的：一個是陽性者，一個是未成年人，一個是他們的家人，一個是心理很特殊有自殺傾向的人，還有“同妻群體”。用他的話說，“如果我都回避，還有誰接招呢？”
“艾滋病是一種被汙名化的疾病”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有男同性戀者2000萬人、女同性戀者1000萬人。而男同則是艾滋病的高發人群。張北川說，同性戀問題的影響遠超其本身，更關乎同性戀者的家庭以及整個社會，他呼籲政府及社會應給予更多關注。
同性戀者難以擁有穩定的伴侶，一些人因而與多人進行性接觸；同時，沒有安全保護的男同性戀者的插入性性行為本身容易造成直腸粘膜充血、損傷，精液中的艾滋病毒會通過破損的粘膜進入血液循環或淋巴係統，造成感染。
張北川稱，我國在對61個城市的男同性戀群調查發現，男同性戀的艾滋感染率達5%，其中尤以貴陽、成都、昆明和重慶四地最高，感染率均超10%，個別地區甚至高達20%。而全國人口的感染率隻有萬分之五。由於我國對於捐血者檢驗技術的製約，處於艾滋窗口期的捐血者所捐的血液無法檢測出艾滋病毒抗體，內地已發現有男同性戀者的血液造成輸血者感染艾滋的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