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回憶錄對抗腥風血雨
文娛
作者：藍藍
上世紀30年代，斯大林治下的蘇聯有著多得可怕的、稍不留心便能斃命的機會，其中之一就是：“在我們這裏會因為詩歌而殺人”。因為，那裏的詩人有著一個最簡單有效的對知識分子的判斷：一個人對文學和詩歌的態度。“在我們這裏，詩歌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它讓人們驚醒，它塑造人們的意識。”這便是獨裁者殺人的理由。
令我備受折磨的痛苦閱讀從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憶錄之“五月之夜”開始，從那個家裏什麼食物都沒有，丈夫從鄰居家隻借到了一枚雞蛋招待從莫斯科趕來的女詩人阿赫瑪托娃開始—而他們信任的翻譯家懷著告密者陰暗的惶恐坐在房間的扶手椅上；從穿風衣的秘密警察的“深夜行動”開始，從對“全蘇範圍的無家可歸者”的逮捕開始—記憶女神握著詩人的遺孀娜傑日達的手，以確保它在腥風血雨的沉重往事的碾壓下不至於變得粉碎，無論誰握住這支筆，都會像狂風中的蘆葦那樣劇烈地顫抖。
1934年5月16日晚的秘密搜捕結束後，曼德施塔姆被警察帶走。麵對著一片狼藉的房間，阿赫瑪托娃對娜傑日達說：“您要保持體力。”也就在那時，娜傑日達明白了：“我過去和現在都是為了這一任務而活的：我無力改變命運，但我保全了他的部分手稿，背誦了他很多東西，隻有我能挽救這一切，隻得為此保持體力。”
布羅茨基在紀念娜傑日達的悼詞中寫道：“在自己81年的一生中，娜傑日達有19年是當代最偉大俄國詩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有42年是他的遺孀。……在知識分子圈子裏，尤其是文學知識分子圈子裏，成為一位偉人的遺孀在俄國幾乎已經是一種職業。”這樣一大批“文化遺孀”在她們的丈夫或男友死去後，充當了一個民族記憶巨大而悲慘的儲存器。雖然，娜傑日達晚至60歲才開始寫回憶錄，即便在那個時候，她仍然處於噩夢尚未完全結束的恐懼之中。但這並不影響她幾乎絕望地提到了在斯大林時代知識分子“普遍投降”的事實。因此，回憶錄的出版，同樣也招致了同代人的攻訐。
任何遺忘都有可能使曆史消逝，抹去血漬，毀滅生命的印跡。曆史教科書不會提到一個人如何慢慢死去的細節，但是，個人的曆史記憶卻能。無論是一首詩，還是一張紙片，都能映出那個時代可怖的麵孔。在娜傑日達的筆下，文字恢複了記憶，重構了時間，那些遍布朋友、熟人之間的告密者、奸細、凶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他們均不認為他們的犧牲品有朝一日會複活，會重新開口。”
卡夫卡說：“詩人總想給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變現實。因此，他們是國家的危險分子。”布羅茨基在為曼德施塔姆詩集所作序言中寫道：“詩人惹出了麻煩，往往不是由於他的政治信念，而是由於他語言上的優越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心理上的優越感。歌是一種語言叛逆的形式，它所懷疑的對象遠遠不止是某一種具體的政治製度：它是對整個現存體製提出疑問。它的敵人自然也是成比例地增多。”那麼，曼德施塔姆兩次被捕、受盡折磨最後死於集中營，並不完全因為一首譏諷了斯大林的詩，更不是因為給了作家阿·托爾斯泰一個耳光。斯大林自然惱羞成怒於自己在詩人筆下呈現出一個暴君醜陋的形象，但不可置疑的是，詩人對於美學舉重若輕的創造力，對於精神活動熱切的催動和啟迪，對於威權統治陳詞濫調的公然挑戰，構成了對上世紀30年代斯大林獨裁政權意識形態語言係統的威脅—“正是因為如此，那把旨在將整個俄國精神閹割的鐵掃帚才不可能放過他。”
固然我完全讚同布羅茨基在《娜傑日達·曼德施塔姆》一文中對詩人遺孀所作兩部回憶錄給予的極高評價，但這些評價多是基於對曼德施塔姆、對俄羅斯文化的意義而言。我並不完全同意他認為娜傑日達“被偉大的詩歌將她‘踹進了’散文”的說法，也不同意他所說娜傑日達是曼德施塔姆和阿赫瑪托娃兩位大詩人的“產物”—在我看來這是不公正的。不能因為娜傑日達“詩人的遺孀”這一身份，而抹殺了她同樣是一位傑出的作家的事實。她寫下這些文字，並不僅僅是出於對詩人的愛情，更有著一位有教養、有良知、也有文字表達能力的作家的自覺和天賦才情。40多萬字的回憶錄，並非流水賬般的記錄，這些既恐怖、又令人忍不住悲憤之淚迸濺的嘔血之作，顯示了娜傑日達有對時代邪惡力量清醒的判斷力，有對身邊事物機警的敏感，有苛刻的自我審視，有無情的揭示，也有對文學、對語言極為難得的理解力、想象力和表達能力—我不知道一個優秀的作家除了這些還需要別的什麼。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
娜傑日達·曼德施塔姆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