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公元220年～280年，另有184年、190年或208年起始說），是中國曆史上東漢與西晉之間的分裂對峙時期，有曹魏（魏國）、蜀漢（蜀國）、東吳（吳國）三個政權。三國時代波瀾壯闊，充滿生機，常引起後人追思。唐宋詩詞中有大量三國內容。元明清時期，三國事跡成為戲劇和民間藝術文學常見話題。晉代陳壽所作史書《三國誌》，頗有參考價值。明代羅貫中以三國曆史為藍本，編撰小說《三國演義》成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其豐富多彩的曆史內涵也流傳到世界各地。學術 漢晉之際的學術思想發生劇烈的變動，主要受傳統思想的變化與政治鬥爭有關，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遊、重品藻，反動而變為循名責實，歸於申韓。因尚名務虛偽反動而為自然、率直，歸於老莊。 由於東漢晚期政治敗壞，局勢混亂。曹操與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來恢複社會秩序。曹操提倡信賞必罰，主張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觀念打破以門第或名教的標準。諸葛亮也提倡法治觀念，入蜀後修明法製，執法公平。提出“治國之要，務在舉賢”的主張以任才適用。他也重視軍法，如街亭之戰馬謖違反軍令而被斬，他也自貶三等。漢末魏初的名法思想為此後魏晉玄學思潮提供了基礎，使名士基於政治黑暗將焦點由名法的具體問題轉向玄學的抽象思辨。 經學方麵，漢末鄭玄之經學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晉之世，王肅繼承父學而注經，其對經學的見解與鄭玄不同，遂有鄭、王兩派互相駁難。曹魏末年，司馬氏篡魏為晉。當時政治黑暗，知識份子之思想趨向反動、消沉而無出路。傾向曹氏者多是失勢士子，采取清談方式批評政治，主張自然。傾向司馬氏者，則主張維持名教，使儒家作風漸起分化。因王肅為晉武帝外孫，遂被立為官學，一時黜鄭申王，使王學成為宗主。 魏晉時期最突出的思想為玄學。其基本教義為《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玄學家好談玄理，不談俗事，稱為清談，流行於魏晉時期。在240－248年的醞釀期，以何晏和王弼為代表。玄學家認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後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見的表象“末”，進而提倡“以本統末”的理論。又視“本”為“道”，類比為沒有形體的“無”（原理、趨勢），視“末”為實際現象的“有”，並認為“萬物皆產生於無”。之後到司馬炎篡魏建晉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為代表，他們把焦點由思想理論轉移到人生問題上。當時政治黑暗，司馬氏壓抑士大夫，並以崇尚名教自飾。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張儒教的禮法壓抑人性且虛偽，強調人性的解放與自然真誠。他們帶頭實現這個理論，形成一股解放個性的風氣。到了西晉之後，清談之風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呈現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裴頠對“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以矯“虛誕之弊”。郭象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發展至此已臻終結。文學 三國文學中以曹魏文學最盛，分為前期的建安文學及後期正始文學，其中建安文學反對靡弱詩風，被後人稱為“建安風骨”或“漢魏風骨”。這是因為自曹操等人熱愛文學，各地文士紛紛吸附。建安文學代表人物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學家還有邯鄲淳、蔡琰、繁欽、路粹、丁儀、楊修、荀緯等。曹操具有沉雄豪邁的氣概，古樸蒼涼的風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門行》、《讓縣自明本誌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華洋溢，曹丕著有文學評論《典論》，導致文學開始自覺發展。曹植具浪漫氣質，著有《洛神賦》等文。建安七子與蔡琰、楊修等人關心現實，麵向人生。他們的作品反映了漢末以來的社會變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學時期，由於當時政治形勢受司馬氏操控，文人備受壓抑，難以直接麵對現實。當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賢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莊，好玄學，對於社會現實，不如建安作家那樣執著，持比較衝淡的態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詠懷詩》尚繼承“建安風骨”，敢於麵對司馬氏政權，其文學都有鮮明的特色。《文心雕龍》提到“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誌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說明了阮籍和嵇康皆為正始文學的代表詩人。 孫吳作家有張紘、薛綜、華核、韋昭等。張紘為孫權長史，與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陳琳等友善。薛綜為江東名儒，居孫權太子師傅之位。華核則是孫吳末年作家。蜀漢作家有諸葛亮、郤正、秦宓、陳壽等。諸葛亮作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師表》等。其文彩雖不如他人豔麗，然而內容淺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決心。秦宓所寫的五言詩《遠遊》，是蜀漢流傳下來唯一可靠的詩篇。蜀中亦多有學者為書作注的人，如：許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漢後期有譙周、郤正都醉心於文學，譙周更寫下了《仇國論》討論過度征戰的缺點，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達意見的《釋譏》。東漢末年亦有研究纖圖、術數的學者，如：任安、周舒，之後出現了周群、杜瓊等人。宗教 本時期為佛教與道教的發展時期。由於天災人禍不斷，人民紛紛尋求宗教慰藉心靈，使得能夠逐漸發展。南中諸夷族的原始宗教，具有很濃厚的巫風。其性質是神話崇拜，具有多神、崇拜自然的特點。在西南地區有長遠的曆史，形成早期的原始宗教。 東漢民間流行黃老之學，張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張道陵建立的五鬥米道，都是道教的雛型，到西晉時則稱為天師道。張角的太平道，在道術方麵較重“守一”。以《太平經》為主要經典，又稱《太平青領書》。內容龐雜，“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其社會思想既有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部分，也有呼籲公平、同情貧苦人民的部分。張角擁有廣大教眾後，於東漢末期率其弟張梁、張寶與部屬張曼成發起“黃巾之亂”，最後被東漢朝廷擊敗而漸漸式微。張道陵於漢順帝時入四川鶴鳴山，造作符書，創建五鬥米道。該教可能是黃老之學與當地宗教的融合，符文大多源至巴蜀巫術。五鬥米道與太平道教理教義基本相同，事奉黃老之學。張魯使教內“祭酒”誦習《老子五千文》，《道德經》成為主要經典之一。《老子想爾注》反映早期道教對《老子五千文》的解釋。經其子張衡（道教）、其孫張魯的傳播，流行於四川與漢中一帶。張魯投降曹操後，五鬥米道由巴、漢流傳到江南一帶。藝術 三國在藝術方麵，孫吳有很多擅長各種藝術的名士，時人稱為吳國八絕。有吳範、劉敦、趙達、嚴武、皇象、曹不興、宋壽和鄭嫗等人。例如嚴武擅下圍棋，同輩中無人能勝，有“棋聖”之稱。至於曹不興則擅繪畫、皇象則擅書法。 東漢末期動亂不堪，許多畫作被破壞或遺失，造成損失。佛教的發展，開始出現以佛教為題材的繪畫。三國時期的繪畫，因政治動蕩、社會混亂而沒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三國之前，繪畫主要屬於“百工之苑”的技術性職業，尚未藝術化，在本時期開始出現現實題材的內容，亦是由禮教宣傳過祖”，作品有《維摩詰圖》、《釋迦牟尼說法圖》等等。他曾把五十尺絹連在一起，畫一人像，心明手快，渡到宗教宣傳的時期。畫家也由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轉移到長江流域。當時有名的畫家有曹不興、吳王趙夫人，其他擅長繪畫的有桓範、楊修、魏帝曹髦、諸葛瞻等人。孫吳曹不興，擅長寫生與繪佛畫，被譽為“佛畫之運筆而成。其作品富有立體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稱，號“曹家樣”。孫吳吳王趙夫人，吳丞相趙遠之妹，善於書法山水繪畫，時人譽為“針絕”。她為孫權繪各國山川地形圖，實開山水畫之首。漢末楊修相傳有《西京圖》等畫。曹魏桓範擅長丹青，魏帝曹髦繪畫人物史實。蜀漢諸葛瞻亦工書畫。 書法藝術興起於東漢末期。從三國到西晉，隸書仍是官方通行的書體，當時的碑刻大都用隸書寫成。曹魏碑文書體方正、氣度莊嚴，少有生趣。孫吳的著名碑刻有《天發神讖碑》、《禪國山碑》、《穀朗碑》等。其中《天發神讖碑》以圓馭方，勢險局寬，氣勢雄偉奇恣。本時期主要的書法家有張芝、張昶、韋誕、鍾繇及皇象等人。張芝擅章草，並創新出今草。出名的作品有《冠軍帖》、《今欲歸帖》等。張昶為張芝季弟，擅長章草與隸書。韋誕總結書法經驗，著有《筆經》。其中“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他的名言。鍾繇《宣示表》、《薦季直表》等作品為楷書經典之作。皇象擅小篆、隸書，尤精章草。流傳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將隊帖》及《天發神讖碑》等。科技 馬鈞擅長機械應用，提升生產量，製作出水轉百戲和失傳的指南車，榮獲“天下之名巧”的美譽。他改良漢代的織綾機，使織出花紋具立體感，能與蜀錦相媲美。改良漢末畢嵐的龍骨車，發明出龍骨水車來灌溉較高位的農田。現在部分梯田仍在使用。他還將發石車改造成輪轉式發石車，提升拋擊量與速度。 諸葛亮為了方便在山地棧道運輸，發明“木牛流馬”。其構造曆代文獻有異，學者一般認定為獨輪車及四輪車，目前未有確實答案。他發明可以連續發射十箭的連弩，又稱“元戎”。另外，據說源自諸葛亮設計，用於傳遞信號的孔明燈，被公認為熱氣球的始祖；據《事物紀原》載，諸葛亮也最早製造出長槍的原形，長槍最後漸漸取代了長矛。 劉徽為數學家，他自幼對數學有興趣，學習中國古代數學的重典《九章算術》。年長後於曹魏景元四年（263）著有《九章算術注》，借由自己的注解，使其容易了解。之後劉徽又著作《九章算術注》的第十卷，即《重差》（後稱《海島算經》），這使中國測量學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關於其他技術，天文學方麵，有先後擔任孫吳與西晉太史令的陳卓。他收集各派資訊，完善中國星官體製，並繪製星圖，為後世所沿用。裴秀的“製圖六體”在中國地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蒲元擅長鍛鏈鐵器，他在斜穀（今陝西省眉縣西南）為諸葛亮製刀。其刀能劈開裝滿鐵珠的竹筒，譽為神刀。由於孫吳位於江南地區，水路發達，造船技術發達。其戰船有的上下五層，有的還能容納士兵三千人。蜀漢盛產井鹽，利用當地的天然氣來煮鹽，提升了產能。曹魏兵製 三國官製、兵製和東漢官製、兵製比較相似。曹魏的中央軍，分中軍和外軍。“‘中軍’是對‘外軍’而來的，中外軍的區別形成於漢建安時代（196－220），到黃初年間（220－226）都督製成立，中外軍的區分及中外軍的名稱也就正式成立。建安以前，曹操集團隻是割據的群雄之一。曹操迎獻帝都許，挾天子以令諸侯，尤其是在官渡之戰打敗袁紹取得冀、並、青諸州以後，他的統治區才漸具國家的規模。這時局麵大了，再不能象過去一樣，帶領一支軍隊到處征戰，因之便產生了留屯的辦法。平定一個地方，留部分軍隊駐防，並由一人任統帥統攝轄區內諸軍。這種留屯製，實即魏晉以下盛行的軍事上分區的都督諸軍製的濫觴。這種情形，發生於曹操打敗袁紹占有冀、並諸州之後，到赤壁戰後，三國鼎峙的局麵形成，便漸漸固定為一種製度，而且發展為後來的都督製。國家的軍隊既在事實上分了內外，內外的名稱自然也跟著形成，留屯在外的將軍及都督所領的兵，就稱為外軍；中央直轄的軍隊，就稱為中軍。” 《曆代兵製》敘述了魏中軍的發展：“初，曹公自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及文帝增置中營，於是有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並五校統之。”武衛營是曹魏集團最親近的宿衛禁兵，其設置時間，《補三國兵誌》說在建安十三年（208）。那時曹操剛做相國，便在相府自置武衛營。當時漢帝的禁兵為數已不多，且在曹操控製之下，武衛營一成立，相府更是威重漢宮。武衛營的統帥最初是許褚，官職為武衛中郎將，後遷武衛將軍。曹魏作武衛將軍的，都是皇帝很親近的人。魏文帝置中壘、中堅二營，歸中領軍統帥，魏明帝又置驍騎，遊擊二營。《曆代兵製》隻提到武衛、中壘二營，有所疏漏。“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並五校統之”，也是不確的。事實上，曹魏先後置武衛、中壘、中堅、驍騎、遊擊等新五營，歸中領軍統帥；東漢以來北軍的屯騎、步兵、射聲、越騎、長水五營，曹魏時期依然存在，但兵員已少的可憐，五校地位已不如武衛將軍等，已無可能去統帥武衛、中壘等新營。 留屯各地的外軍，開始編製很不一致，統帥往往臨時由中央委派和更換。到魏文帝時，情況發生了變化。《曆代兵製》：“黃初三年，特置都督諸州軍事，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位太尉上。”曹魏的都督諸州軍事，是代表中央分駐各地的軍事長官，所領是不同於州郡兵的中央軍隊。所謂四征四鎮，是指征東將軍、征南將軍、征西將軍、征北將軍與鎮東將軍、鎮南將軍、鎮西將軍、鎮北將軍等稱號，此外還有所謂四安四平將軍的稱號，這些都不是固定軍職，而是臨時贈封的稱號。從這些稱號也可以知道，那些都督諸州軍事的將軍，是代表中央去行征伐鎮壓之權。中外諸軍即中軍與外軍，“置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則是以大將軍統帥全國中央軍，大將軍成為曹魏最高軍事統帥。曹魏政權是取代東漢王朝而建立的，開始仍以太尉為最高軍政長官，置大將軍後，太尉最重要的權力被分割，所以陳傅良說大將軍“位太尉上”。 綜上所述，曹魏中央軍的係統是： |——中軍-領軍、護軍——諸營將校 中央軍-大將軍——| |——外軍-都督諸州軍事 除中軍與外軍，曹魏還有作為地方兵的州郡兵。東漢光武帝罷兵募士，郡國兵力十分薄弱。到東漢末年，一些州郡守割據稱雄，兵力轉強，多數州郡的軍隊則逐一消滅或兼並。曹操統一北方，大大小小的割據武裝或被消滅，或被收編，北方各州郡往往隻有留屯的中央軍，而沒有地方武裝了。當時丞相主簿司馬朗建議令州郡都建立地方武裝，以“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曆代兵製》：“自納司馬朗之言，複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蓋太守或刺史兼帥。”州郡兵以守備本州郡為職，必要時也應調出征。州郡兵地位比中軍、外軍低，“州郡都督不與中外軍同……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在州郡，雖功高不封”（《晉書·段灼傳》），但地方州郡長官的權力卻借此大大膨脹起來。所以《曆代兵製》認為，曹魏政權的“兵權外聚於州牧，內歸於大將軍及太尉”。因此後來有人上疏魏明帝，要求解除緣邊州郡刺史、太守的領兵權，另外派遣大將去鎮守，以免刺史、太守領了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而不能“獨修務本之業”（《三國誌·魏書·杜恕傳》）。 曹魏兵製，還有屯田兵值得一提，但陳傅良對此又疏漏了。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兵屯兩種，是漢代官田出租辦法及邊郡屯田的推廣。民屯的管理方式是：由大司農掌管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