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大名著的啟示(1 / 3)

在中國乃至世界,四大名著是一個高雅而且高深的問題,當然也是一個很多人拿來裝點門麵的問題。

我似乎也沒能例外哈......

幾百年來,對幾部小說的探討和論述可謂浩若淵海、燦若星河。僅僅是針對某一個角色,就可以形成一部比原著還長的專注,比如王朝聞的《論鳳姐》;就可以開展無數集的講座,比如劉興武的百家講壇係列。但是,我覺得所有論者都沒真正把握住四大名著的核心主旨,大家都隻是在一些細枝末節上苦下功夫。

在我眼裏,四大名著是一脈相承的論道體係,這個道是中國民間的大道,是自.由和個性張揚的墨家大道,而不是口號性質的孔孟之道。

要真正明白四大名著作者們的良苦用心,把握他們傳達出來的人文氣息,必須首先對中國的曆史和文化有一個深切、正確、全麵地把握。

如果對這片中國曆史的土壤都不能科學地掌握其屬性,要把握其中生命的屬性談何容易!

所以,我們必須首先理清我們民族曆史發展的清晰脈絡。

我國的曆史太悠久,我們最不缺乏的就是曆史學家,然而又有哪一個曆史學家完全弄懂了中國曆史呢?到了當代,對中國曆史的認識逐漸接近實質,很多人注意到,中國曆史生長的地理環境迥然異於他國,內部空間大,外部幾乎隔絕,相鄰的民族和國家都相對落後,於是我們才形成了自大、守舊、抑己、專製、漫長的封建曆程和封建文化。

可是,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這樣封閉的環境裏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文化,為什麼一定要形成這樣的曆史!

馬格思主義者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曆史前進的根本動力,這個觀點顯然既不切合實際,也不合乎邏輯。因為這個因素,應該叫做直接動力,遠遠談不上根本!

奴隸製進入封建製,被定論為整體性進步了,我也就不爭論。可是從秦初至晚清,我國的生產力不管有多緩慢卻一直在進步,但我們的文化和曆史卻一直在倒退,文化愈加腐朽,人性愈加扭曲,獨裁愈加強化,這是不爭的事實。馬老開口提出生產力推動曆史進步的觀點那一刻,就犯了一個大錯,他忘了告訴人們,生產力為什麼會不斷進步?

馬老的理論一開始就忽略了人的欲.望,忽略了人的天性!

難道他老人家不知道,這才是曆史進步的根本動力嗎?

人是一種動物。

再大的學者說得天花亂墜,也不能把人類變成機器或者自然神。

生命,食欲,性.欲,以及為了欲.望而產生的利己性,是人類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天性,這和動物完完全全是一樣的,這是生命的天賦。

這種利己性,就是個性和自由。擺脫生老病死的枷鎖,擺脫讓食欲、性.欲飽受桎梏的生存壓抑,這是生命的內在稟賦,其他一切思想行動,都為了這個天性服務。

於是,原始人學會了合作圍獵,學會了聚族而居......為了保障最大限度地獲得利己,合作無可避免,因為單個人的力量實在太渺小。漁獵采集很久之後,人類摸索出了種植和畜牧。人口繁衍,小集體變成了大集體,逐漸開始吞並其他集體,戰爭開始了,俘虜出現了,奴隸社會誕生了。

如果奴隸的人口隻是少數,估計社會到了這裏,便會就原地踏步。問題是,爭鬥繼續進行,地盤不斷擴大,俘虜日漸增多,這就必須形成製度。製度一成,當然就把社會控製成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後代去打洞的局麵,這樣一來奴隸的數量就越來越大,奴隸主之間也分出三六九等,有的奴隸主越來越尊貴,有的不能上升就演化成了平民。

平民的出現,本質上已經宣告了奴隸製的破產,奴隸主漸漸走向孤立,平民和奴隸因為身份會不停相互演變從而利益走向一致。曆史到了此刻,到了必須變革的地步了。

實質上就是,由俘虜轉變而來的奴隸現在數量遠遠超過了由勝利者轉變而來的奴隸主,奴隸主的利己性和奴隸的利己性到了分出輸贏的時候。

沒有一個奴隸希望永遠受人奴役,沒有一個奴隸不想徹底扞衛個性和自由的天性。

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來實現枷鎖和桎梏的擺脫?

起義唄!

起義之後又怎麼辦呢?

事實是,中國的奴隸起.義或平民暴.動沒有成功過,西方亦然。

顯然,起義絕對不是好辦法。

那時候,交通不便,通訊幾乎為零,任何力量也不能把民眾組織起來實現作為人類個性和自.由天性的最佳保障的民.主.政.治。而精神物質各方麵俱都處於強勢的貴.族奴隸主階.級和國.家政.權密不可分,一方麵可依賴國.家機器;二來財雄勢大,自家就豢養著大量的打手和兵勇。分散的、吃早無晚的平民和奴隸階.級這時候連“階.級”一說都隻是後人理論上強加給他們的,他們自然無法形成統一的現實力量,隻能被蹂躪和踐踏。

尤其是中國這麼幅員遼闊、四周近乎封閉的龐大國家,社會底層更難以實現團結,曆史於是就這麼無可奈何地選擇了封建製度。

奴.隸製的時候,君主的力量極其薄弱,上不能有效管理權貴階層,下不能威加黎民百姓,因為黎民百姓各有其歸屬的主人。統治鬆散,疆域很難擴大,君主的自由和個性受到了痛苦不堪的鉗製。

平民和奴隸,由於不能組織起來實行民.主製度,他們必須依靠外力來解救自己,於是,君主和平民奴隸階層自發地、無形地、水到渠成地聯合起來,向著橫亙在他們中間的奴隸主貴族階.級發動了革.命。

在中國,典型的封建革.命在秦國悄無聲息地推進之時,它的革.命性直到今天都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識得到。

商君的改革雖然稱為變法,但它的意義卻是不折不扣的大.革.命!

這個革.命讓架空了自己君主(周王)的秦國君主通過變法,釋放了平民和奴隸的創造力,掃除了權貴奴隸主階級的各種掣肘行為和掣肘權益,獲得了滿足自己對內對外皆可實現一統的個性和自.由天性的雄大力量,同時綁在君.權車輪上的奴隸變成了自.由民,甚至有的擠進了君權係統。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皆大歡喜的秦國.軍民以摧枯拉朽之勢砸碎了六國落後腐朽的奴隸製政.權,中國由此進入了君.權時代。

然而,這個瓜熟蒂落的君權時代一開始,曆史旋即陷入了不可調合的悖論:人民要不受壓迫和奴役,必須依賴強有力的皇權,皇權在奮發圖強的時候,必須依賴廣大人民。但是皇權一但過於強勢,就會遠離人民,滋生腐敗,寄生大量中間貴族。於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國曆史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民不聊生之時,人民自動換主,這種換主行為被稱為起.義,但因為不過是換主,換來的往往是那些地位較高的很有名望的上層人物。

二千三百年的封建曆史,農民自己把自己換上去的範例隻有朱元璋一人而已,至於劉邦,明顯也是地主階級的一員。(朱元璋能換上去,其實主要是借了民族矛盾的東風,其實也還算不上農民的勝利,後議)

封閉守舊的農業文化造就了一個思維僵化的民族,找不到民.主治國的路子,人們隻好向往遠古的大同世界,夢想明主賢臣來解救自己。但這並不代表天性是可以被強行扼殺的,選擇皇權隻為了人們的個性和自由盡可能得到保障,這個初衷從來也沒有真正被掩埋!

被先主.席譽為中國第一聖人的墨子及其墨家文化以及俠客文化,在民間一直占有巨大的市場。亂世,統治者以法家治國,治世,統治者以法為本,兼吹儒家。至於老百姓,無論治亂,哪怕他們備受腐儒禮教的毒害,但骨子裏從來沒有放棄過尊己貴我的自由夢想。

我們的確沒有民.主傳統,因為我們生產方式守舊導致文化守舊,因為我們幅員遼闊地理封閉導致思想貧乏,但我們卻孕育出了光輝燦爛、獨立於世的俠客文化!

為了同一片藍天下的生存,為了自由地支配自已,為了社會的公道和正義,兩千年來,俠是自.由和兼愛的象征,這兩者構成了俠義理想的兩大支柱。

如果說當隱士是你不給我自由,我就去你沒有管到的深山老林中,去享受那一點有限的自由;挺身任俠,則可以看作是你不給我自由,我就自己用暴力去爭取自由。

俠有三大品格:一,“棄官寵交”,二,“肆意陳欲”。天生萬物,本為人用,人要享樂於世間,也是理所當然。第三是“以武犯禁”,朝廷規定許多禁令,核心是維護君主的權威,保護朝廷的利益,但江湖自有江湖義,哪管他朝廷法禁與律例,這是俠。

*俠文化的存在,足以證明中華民族追求自由和個性的天性同樣不弱於西方人種!

既然中華民族的天性同樣熱愛個性和自由,為什麼中國的曆史和文化還會持續兩千多年不斷地倒退呢?這不是很矛盾嗎?

一點也不矛盾。真相是這樣的,為了保住利益少受盤剝,為了追求自由,我們的祖先因為找不到民.主政.治,也因為鋌而走險的俠客鬥爭無法長期奏效,所以隻好更加渴望英明強悍的雄主賢王。分散的農民勢力遠遠還不是財勢通天的地主階.級及其權貴的對手,隻有所謂的聖主才能借助國.家力量來壓製地方勢力。

所以,兩千多年的封建曆史,可以說是中華民族不斷追尋聖主的曆史。

這個尋聖的曆史帶來過一次次盛世,大眾在階.級矛盾緩和的曆史環境裏也並不是後世階.級鬥爭萬能論者渲染的那麼血淚斑斑,至少多數人還是能夠豐衣足食的。

於是乎,聖主崇拜在中國也就理所當然了。

封閉的農業社會,靠天吃飯,靠地吃飯,靠老輩人的經驗吃飯,孔孟之流煞費苦心的描繪了一副聖主治.國的藍圖迎合了大眾和君主的欲.望,於是天地君親師的信仰就這樣產生了。

天地不可捉摸,沒有現實意義;君主、父輩和先師為代表的禮教就這般自自然然的主宰了一切。

儒家文化,因百姓和君主雙方的共同需要,於是浮上水麵,擴散開來,對中國的政.治、文化、風俗、禮儀全方位滲透,漸漸形成了主流文化。

說到這裏,應該明白一件事,中國的專.製政.治和專.製文化,原來是迎合了我們祖先的自.由天性的發展才逐漸形成和完善的。由於處在封閉的環境裏麵,政.權之間的競爭幾乎消除,民.主道路難以產生,於是皇權逐漸加強就成了必然,皇權加強的過程中,皇權和民權同時兼顧但主要是顧及了皇權的儒家必然日益壯大起來。

百家爭鳴的時候,儒家並不吃香,君主們感冒的是法家兵家縱橫家陰陽家之類的實用學術,民間喜愛的是揚子、墨翟等人發揚的自.由民.主主.義。最後法家從功利的角度把兩者結合起來,通過變法強國,摧毀了奴隸分封製度,建立了大一統的君主集.權政.治體.製。

然而,法家思.想赤.(裸)裸的維護君權的本質把君權和民意深深分割開來,解放了奴隸的秦帝國由於在理論上不能將君權和民意融為一體,所以二世而亡,成了短命王朝。

天下於是大亂,群雄並起,逐鹿多年,一歸漢統。漢高祖非常明白法家不能把君權和民意融為一體,開國之初明麵上就拋棄了法家的治國方略,采用道家的黃老之術,標榜無為而治。

無為不符合人類的根本天性,這時候儒家就冒出來。

話說高祖開國之初,功臣驕橫跋扈,有的甚至膽敢與皇帝罵罵咧咧吵吵鬧鬧,朝堂之上有時開會的都是一些醉醺醺的元老,動不動拳來腳往。皇權的威嚴喪失殆盡。這時候來了一個大儒叫叔孫通,帶著一幫弟子,為漢王朝建立了一套細致完備的朝儀和監管製度,頒布施行之後,群臣上朝連神色,站姿,走路步子的長短,說話的程序,等等所有方麵進行嚴格苛密的規定,並以法典的形式固定下來,甚至和皇帝說話口裏都必須含著一種叫“雞舌香”的香料!

這回上朝就不同了,天威赫赫,臣姿諾諾,個個規規矩矩、老老實實,流氓出身的漢劉邦感慨無限——老子今日才知道當皇帝是啥滋味啊!

可以說,從孔夫子誕生到叔孫通進朝三百餘年之間,儒家學.統真正感化了當權者,這還是第一次!

原本不合時宜的孔孟之道終於開始登堂入室。到了漢武帝時候,幹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兩千年明儒實法的統治形態從此拉開了序幕。

儒術之所以取得獨尊地位,完全在於它迎合了君主和民眾的意願。它不愧是中庸之道,對上要求仁政,對下塑造溫良恭儉讓的順民,用一個虛無縹緲的仁字整合了社會形態。

它的製勝法寶是君父定性論——凡是忠君從父的都是真理,凡是無父無君的觀念都是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