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名遐邇的明清江右商幫在唐宋時期就已嶄露頭角。自唐宋以來，江西各地物產豐富，社會經濟逐趨發達，在糧食、茶葉、瓷器、紙張、紡織、藥材、筆管、書絲、柑橘、燒酒等土特產、手工業品和雜貨的產出方麵獲得較大發展，為本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加之江南逐步成為朝廷的賦稅中心，而江西地處江南腹地，成為連接南北、東西地域的重要樞紐，地理上的區位優勢也成為推動本地區商業發展的外部動力。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和商業經濟的繁榮，立足於本地物產的茶商、瓷商、木商、雜貨商、藥材商、紙商、書商、布商、筆商等逐步興起，在推動本地區商業、商鎮發展的同時，也為今後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唐代以來特別是安史之亂後，江西地區的生產和經濟迅猛發展，在諸如糧食、茶葉、瓷器、紡織和木材等行業領域興起了商品化浪潮，在促進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動了區域性商人的興起和發展壯大。
一、唐代江右商人和商業興起的條件
隋唐以來，隨著大量北方民眾遷入江西境內，以及國家大一統局麵的重新確立，在新的技術力量帶動下，包括江西地區在內的江南社會經濟得到很大發展，國家經濟重心開始出現南移趨勢，商品經濟發展迅速。江西毗鄰江浙、閩粵和兩湖、中原地區，在江南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地理區位的優勢開始凸顯，成為聯係南北、東西地域的重要交通樞紐之一，這促進了本地區商業的發展。
（一）農業和手工業開發：江右商人和商業興起的經濟基礎
江西地區開發曆史悠久。今上饒市萬年縣仙人洞遺址發現了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稻穀遺跡，證明早在一萬多年前江西地區已有稻作農業出現。夏商周時期，原始陶瓷、鑄造、紡織等手工業也在本地區興起，如新幹大洋洲商墓、鷹潭角山窯址、瑞昌銅嶺古銅礦遺址等。春秋戰國時期，農業繼續發展，紡織業也取得成就，如貴溪崖墓出土了苧麻布和印花織物等紡織品。秦漢時期，製瓷業進一步發展，造船業開始出現，如漢武帝時期在南昌建造了大型戰艦潯陽樓船〔東漢〕班固：《漢書》卷64，《嚴助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668頁。等等。
魏晉南北朝時期，江西地區進一步發展，東晉在京城之外有三大糧倉，其中兩大糧倉在江西，即豫章倉和釣磯倉，這兩倉均是“大貯備之處”〔唐〕魏征：《隋書》卷24，《食貨誌》，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675頁。六朝時，粟、麥、黍等旱作物隨著北方移民的進入和統治者的推廣在江西種植。製瓷和造船業等手工業繼續發展，青瓷燒製逐步在本地區普及，造船由於戰爭需要進一步增多。官僚富商相繼出現，如東晉陶侃有“滕妾數十，家童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唐〕房玄齡：《晉書》卷66，《陶侃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79頁。江州刺史劉胤“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唐〕房玄齡：《晉書》卷81，《劉胤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14頁。等等。
進入唐代，筒車和曲轅犁的使用促進了江西地區農業的進一步開發和發展。由於北方人口南遷所帶來的大量勞動力和先進的生產技術，江西的糧食生產比以前有了顯著的進步，產量與質量都有顯著的提高，成為全國著名的糧食生產基地。尤其是安史之亂後，全國經濟重心開始向南方轉移，江西成為全國重要的產糧區。水稻種植在全省較為普遍，其產量就全國而言也十分可觀。如唐德宗貞元時，長安饑荒，從江西、湖南運稻米十五萬石，經襄陽以至長安。〔宋〕王欽若：《冊府元龜》卷89，中華書局2003年版。宋人李正民描述說：“江西諸郡，昔號富饒，廬陵小邦，尤稱沃衍。一千裏之壤地，粳稻連雲；四十萬之輸，將舳蔽水。朝廷倚為根本，民物賴以繁昌。”〔宋〕李正民：《大隱集》卷5，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版。可見，江西的糧食生產在全國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質量方麵，饒州自開元以來，貢粳米；南豐等四縣所產的紅朱、銀朱稻米因質量特優，皆為貢米正德《建昌府誌》卷4，《物產》，上海古籍書店1981年影印本。可見其質量之優良。
糧食產量的大幅提高，使得本地區許多家庭實現了自給和節餘，這為糧食進入流通領域提供了前提條件。唐中期實行兩稅法後，江西作為承擔賦稅的主要地區之一，迫使農業生產者把糧食產品投放市場，從而使糧食轉化為商品糧。
唐末五代，大量北方移民流入江西，增加了農業勞動力，而且修建了眾多農田水利工程設施，促進了本地區農田的開墾，梯田、圩田得到大麵積開發，擴大了糧食生產麵積，成為全國重要糧食產區。除水稻外，小麥和粟的種植也較為普遍，特別是在鄱陽湖平原區，稻麥連種得到推廣，“麥秋桑葉大，梅雨稻田新”描述的就是稻麥連種現象。
此外，茶樹、果木、纖維植物等經濟作物也得到廣泛種植。當時在洪州（州治在今南昌）、饒州（州治在今鄱陽）、江州（州治在今九江）、吉州（州治在今吉安）、袁州（州治在今宜春）、虔州（州治在今贛州）、筠州（州治在今高安）等地都有植茶的記載，其中洪州、袁州、吉州、虔州的茶均有名茶或好茶，而饒州地區產茶最多，產地亦最廣，饒州又以浮梁茶最負盛名。自唐代曆吳、南唐，至宋初，政府每年從江南東、西路議購或攤派茶葉1000餘萬斤，其中大都出自江西。〔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8，《征榷考五·榷茶》，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
果木種植以橘樹為主。江西柑橘栽培曆史悠久，是江南柑橘栽培曆史較悠久的省份之一，所產乳柑自古著名。西晉人張華在《博物誌》中記載說：“橘柚類甚多，甘、橙、枳皆是，豫章郡出真者。”〔西晉〕張華：《博物誌》，葉靜淵主編《中國農學遺產選集》上編，四類第十四種《柑橘》，第45頁。“真者”即真柑，即是後世所稱的“乳柑”。東晉人範寧在《精隱記》中記述說：“瀟湘有橘鄉，洞庭有橘裏，彭澤有橘市。”〔東晉〕範寧：《精隱記》，葉靜淵主編《中國農學遺產選集》上編，四類第十四種《柑橘》，第48頁。可以看出當時江西的柑橘成了交易的商品，有專門的橘市。南北朝劉敬叔《異苑》中也有南康產柑橘的記載：“南康有蒵石山，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實，任意取足。”
00唐代洪州的橘樹種植非常普遍，《新唐書》中記載洪州的土貢有“乳柑”一項〔宋〕歐陽修：《新唐書》卷41，《地理誌五》，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67頁。北宋《太平寰宇記》中記載說：“唐朝洪州貢梅煎，開元二十五年（737年）都督韓朝宗以梅煎難得，取乳柑代之。”洪州首府在今南昌，轄南昌、高安、新吳（今奉新）、建昌（今永修）、豐城、武寧、分寧（今修水）七縣。據清雍正《江西通誌》也有追述：“唐豫章郡貢葛十五匹、柑子六千顆……”，可知唐貢乳柑已成定例。五代時期，南唐人陳陶“隱居洪州，種柑橘，令山童賣之自給”〔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115，《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686頁。隱居人士尚且種橘樹並且用於商品交易，可知此時洪州地區橘子商品化較高，橘樹種植亦不少。撫州與洪州相鄰，時領臨川、南城、南豐、崇仁四縣，橘樹種植也不少，唐代將“朱橘”作為土貢之品〔宋〕歐陽修：《新唐書》卷41，《地理誌五》，第1070頁。可見唐代江西以洪、撫兩州為主已成為江南柑橘主產區，所產乳柑與朱橘均為貢品。此外，江州等地也有柑橘種植，白居易描寫江州水市物品時說：“見果多盧橘。”〔唐〕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禦澧州李十一》，《全唐詩》卷439.可見江西種柑橘已非常普遍，已成了市場上日常交易的商品了。柑橘的廣泛種植反映出商品經濟的發展。
南唐時，洪州豐城縣的柑橘很有名。宋初吳淑《江淮異人傳》載：“陳允升，饒州人也……昇元中，刺史危全諷少知其異，迎置郡中，嚐夜坐，危謂之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泊豐城港，今為取之。’港距城十五裏。少選，便還，攜一布囊，可數百顆，因共食之。”黃長椿：《江西古代柑橘栽植小史》，《農業考古》1984年第2期。
這時江西種植的纖維作物主要有三種：桑、苧麻和葛。江西麻葛資源豐富，為麻織、葛布生產提供了條件。從《元和郡縣圖誌》、《新唐書·地理誌》的記載看，江西各州出產的麻、葛、苧織物有苧布、白苧布、葛布、細葛布、麻布等類。說明在江西各州，麻葛種植是非常普遍的。
《新唐書·地理誌》記載江西作為貢品的紡織品有絲布、白苧布、葛布。絲布是種桑養蠶，由蠶所吐之絲紡織而成；白苧布是由苧麻織成的布；葛布則是織葛而成的布。在交通商業並不是很發達的唐、五代，產品的生產之地基本上是產品原料的出產地。因此，產絲布、白苧布、葛布之地也是種桑、麻、葛之地。唐代，洪州、虔州、吉州、撫州均以絲布為貢品，這些地方均種植了桑樹。洪州、虔州、吉州、袁州以白苧布為貢品，這些地方均種麻。而葛的種植範圍最廣，洪州、吉州、江州、袁州、信州、撫州均將葛布作為貢品。五代時期，吳國境內的“江、淮間曠土盡辟，桑柘滿野”〔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70，《後梁紀五·貞明四年》，中華書局1956年版。江西正處其中，紡織業較為發達。
到南唐時，江西的絲織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技術亦有提高。如上饒、臨川一帶出現了一種新產品，號曰“醒骨紗”，“用純絲蕉骨相兼撚織，夏月衣之，清涼適體”。風閣舍人陳喬用其作外衫，稱為“太清髦”，又為內衫，呼為“小太清”〔宋〕陶穀：《清異錄》，〔明〕陶宗儀編：《說郛》卷61，商務印書館1927年活字版。風靡當時。南唐政府於昇元三年（939年）出台鼓勵農桑的政策：“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宋〕陸遊：《南唐書》卷1，《烈祖本紀》，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464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390頁。這種政策的推行，使江西桑樹的種植更為廣泛。而桑、麻、葛等纖維作物的廣泛種植為江西紡織業的發展準備了條件。
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帶動了本地區手工業的發展。唐代江西紡織品種類較多且分布十分廣泛，包括絲布、葛布、苧布、竹布、麻布、細葛布、白苧布、葛、棉布等，且各州均生產紡織品並將之作為貢品。竹布是南方地區用竹纖維所織之布，具有南方特色。白苧布和葛布是江西的傳統紡織品。《元和郡縣誌》記載的江西土貢中，洪州、虔州、吉州、袁州均有白苧布；袁州有麻布；洪州、江州、撫州則有葛布。葛布做夏衣，輕薄適體，勝過菱紗，常作貢品。元和時期，洪州貢細葛布十五匹，撫州貢葛布一匹。到宋代，白苧布、葛布仍是江西各州的土貢之一。南昌等地出現了“一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織，亦有夜洗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雞鳴布’”〔唐〕魏征：《隋書》卷31，《地理誌》，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887頁。
此外，唐代以來江西的製瓷業、礦冶業、造船業等手工業也有很大的發展。如製瓷業，現已發現的隋代江西瓷窯僅豐城、臨川兩處，而發現的唐和五代瓷窯則有豐城、九江、南昌、景德鎮、贛州、臨川、樂平、龍南等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36-638頁。其中尤以洪州窯、景德鎮窯規模最為宏大。洪州窯位於豐城市曲江鎮羅湖村，以其範圍廣、器形多、紋飾縈、釉色全而位列唐代“六大青瓷名窯”之中，其窯址麵積大約為3萬餘平方米，廢品堆積達五六米之厚，可見當年生產之盛程立憲，劉林，餘家棟：《江西豐城羅湖窯發掘簡報》，《江西曆史文物》1981年第1期。景德鎮湖田窯場遺址與遺物堆積麵積即達40萬平方米，且主要燒造青、白瓷，其白瓷瓷胎白度已達70%，接近現代細瓷的水平。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收獲》，叁《封建社會·隋唐》，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第100頁。瓷窯幾乎遍布江西全境，瓷器業遂成為這個時期江西最大的手工業行業之一，其中尤以吉州窯、洪州窯最為著名，為朝廷貢品。〔後晉〕劉昫：《舊唐書》卷105，《韋堅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2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