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商人的投資方向根據資料表明，明清江右商人的投資方向大致可歸結為三大類，即生活性投資、社會性投資和生產性投資，其中又以前兩種為主。由於生產性投資較少，因而極大地影響了江右商人的經營規模和持續性發展。
一、日常生活性投資
生活性投資主要表現為置辦田產、房屋，以及贍養家人、接濟族人等方麵的投資。明清江西商人中有較大一部分是為家計所迫而不得不棄農、棄學經商的，而且其經營活動又多是以家庭成員的無條件支持為前提的，這就使很多江西商人一開始就背上了沉重的“感情債”。因此，不管經商的選擇是出於自願還是家庭的勸勵，他們的經營所獲首先必然是向家庭、家族的無條件回歸，以滿足家庭最低水準的生活需求，包括養父母、理喪葬、撫孤幼及兄弟姐妹的婚嫁等耗費。再有盈餘，則被進一步分割，通常的做法是“均其財產，秋毫無私”。
方誌、家譜中的“行狀”、“墓誌銘”、“像讚”、“壽序”、“列傳”，凡涉及商人的財產分配問題，都對以下做法進行褒揚：“數十年所積，悉以分弟”；“盡發其資產均與諸弟”；“坐致不貲，悉舉而與仲兄分之”；“撫諸孤如己子，均其財以分之”；“少有所獲，必均分之，不以一錢自私”；等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處處事事都表現出來。而這都是當時的社會“美德”。
如金溪縣的聶宗亮，幼年父親去世，長大後負販養母，在鄉市村墟小本經營，用以養家糊口，有盈餘資金即為母供，而自己與妻子常常“恒不宿飽”同治《撫州府誌》卷65，《孝友》。新城縣（今黎川縣）的陳佩玉，從商之後，每年所獲資金都寄給家中兄弟作為養母及全家所需，後來由於生意慘淡，所寄資金不足全家之需，則將妻子部分減除，回家後，麵對分家析產的勸說，堅決不應，認為“兄弟如左右手，斷其一可乎？”同治《撫州府誌》卷65，《孝友》。臨川縣的常冕，在雲南經商十二年，“歸，發囊中金分奉兩兄，不私贏一錢”同治《臨川縣誌》卷46，《善士》。臨川縣的宋世儒，經商雲南獲利歸來，看到兄長家境貧困，於是將所賺財產析出給其兄，對子侄婚嫁、教育事宜給予大力支持，並對同族中家境貧困者予以周濟同治《臨川縣誌》卷46，《善士》。等等。
姑且不論對相當大的部分的江西商人來說，家庭最低生活需求的滿足就意味著他們商業活動的終結，就是那些在此基礎上仍繼續辛苦營謀的商人，更高的目標也就是追求“良田畮畮，夏屋渠渠”，而且，必須是全家都“其樂融融”，絕對不能放棄對父母的贍養、對兄弟族人的資助。由此可見，商業利潤——家庭消費——析產均財，構成了許多江西商人最基本的收支模式。這樣一來，商業資本就隻能不斷被消耗、被分割。
當然，江西商人謀求自身發展的可能性也並非沒有，但尋求個人發展的前提在於擺脫家庭、家族的羈絆。事實上，這種情況也並不罕見，如鄭曉《地理述》中即說江西商人“有棄妻子經營四方，老死不歸者”。明末撫州學者艾南英記載說，家鄉東鄉縣重修白城寺觀音閣需要資金，因該縣“富貴大賈，皆在滇雲”，於是白城寺僧正演裹糧走滇，“經曆寒暑凡三載……足跡遍七千裏”，其結果是“僅得百金以歸”〔明〕艾南英：《天傭子集》卷9，《白城寺僧之滇黔募建觀音閣疏》。可見擺脫家庭、家族的大有人在。不過，這些人也得付出一定的“代價”，即必須承受良心和輿論的雙重譴責。對此，羅洪先曾以吉安為例發表了一番頗具代表性的議論：吉郡地雖廣，然生齒甚繁，不足以食眾。其人往往業四方，歲久不一歸，或即流落，不識家世何在。而長沙與吉郡接畛，其產故饒，其留滯又為特甚。吾嚐治譜，見客遊而葬其地者，心竊悲之……又竊恨處異域而忘故鄉。〔明〕羅洪先：《念庵集》卷15，《明故白竹山徙柘鄉族叔兆軒墓誌銘》。實際上，羅洪先是提倡外出經商的，他在為吉水周鬆岡所作的墓誌銘中，甚至公開號召貧苦儒士棄學經商，以贍養父母、撫養妻兒，但他也反對置家於不顧。可見，道德認同和利益驅動之間的矛盾，使得很多江西商人難以衝破樊籬。
另外，由於經營坎坷、前景叵測，使得在外經營的江西商人也不得不考慮留下一條退回桑梓的後路。如金溪縣商人吳皋自幼隨父經商於貴州，由於在外一直沒有與本族聯係，到其父年高，挈家而歸時，於是就受到本族人的冷待，而且在生活中還常受到族人挑剔、故意刁難，幸虧吳皋為人恭敬、講究信譽、做事練達，並將多年來父子經商所積蓄的財力施惠於族人，曆時兩年才得平靜，“族以大和”同治《撫州府誌》卷65，《孝友》。可以看出，如果吳皋不是聚財而歸而是經營失敗而返，其處境將十分艱難。
江西商人廣泛投資於生活消費，也有一定的經濟考慮。以投資購買土地為例，“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從來就是傳統的治家格言，也是商人們的信條。明清時期，地租剝削率大約都維持在50%左右，土地資產的穩定優勢及其在經營中的高額利潤，必然刺激商人投資於土地，以收取地租。一般來說，在當時的條件下，資本越雄厚的大商人，其投資於土地的積極性就越高。在江西商人中，不少人生活自奉節儉、節衣縮食，但在置辦田產上則不遺餘力。如清江縣商人聶如高，經商於萍鄉，性好節儉，討厭奢華，日常生活都是粗茶淡飯，而將錢財廣泛用於購買山田、建置屋宇等方麵。光緒《清江香田聶氏重修族譜》上卷，《大飲賓之賓伯父老大人傳》。這種情形在江西商人中很具代表性，他們經營致富後無不競相營田謀產，為子孫久遠計。
二、地方公共事務投資
地方公共事務投資，主要包括建祠修譜、辦學置產、捐糧助餉以及修橋築路、平爭息訟等事務的資助。江西的宗法關係和血緣觀念不僅強固有力，而且在明清時期有加強的趨勢，家族作為基層社會組織的作用也十分明顯。而建祠修譜、辦學置產乃是家族凝聚力的基本體現和重要因素。因此，商人在這方麵的投資就不僅具有財力上的優勢，而且帶有雙重意義：一方麵是承擔在家族中的義務，另一方麵則是加強在家族中的地位。
據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江西巡撫輔德奏稱，江西全省由同一個族姓合建的宗祠有八十九處，各姓所建的分祠則多達八千九百九十四處。〔清〕輔德：《覆奏查辦江西祠堂疏》，《皇清奏議》卷55.建祠的同時是廣修譜牒，如清江縣永泰龔氏宗族自明初至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前後修族譜達十五次之多；新淦縣（今新幹縣）荷蒲鄉謝氏、周氏、朱氏、吳氏和七琴鎮鄧氏以及桃溪鄉鄒氏等姓氏宗族，撰修族譜都在十次以上。
關於族田義莊，道光《瑞金縣誌》記載當地的情況是：“每姓必建立祠堂，以安先祖。每祠必公置產業，以供祭祀。”道光《瑞金縣誌》卷1，《風俗》。這裏的“公置產業”，主要就是族田及用於借貸的本金。其租金及子息除用於四時祭祀外，有盈餘則惠及族中之鰥寡孤獨、戮力科舉及治生無力者。另外，從撫州、吉安、南昌、臨江、建昌、饒州等府的一些家族的情況來看，盡管建祠修譜、增置族田並不一定全是商人資助捐創，但商人的投資在其中占據重要地位。
江西自兩宋至明前期，“習舉業”者之眾、科甲之鼎盛為世人矚目。這與江西商人對辦學的鼎力資助是分不開的。明正統、景泰時泰和縣籍大學士陳循曾不無自得地聲稱：江西及浙江、福建等處，自昔四民之中，其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頗多，江西諸府而臣吉安府又猶盛。《明英宗實錄》卷268，景泰七年七月丙申。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各種社會公益事業諸如賑災救荒、修橋築路等均得依靠社會力量，在這方麵，商人成為首要的集資對象。在有關商人的資料中，常常會有這樣一個矛盾的現象：在大臣的奏疏、皇帝的詔諭以及各種國史、正史中，對商人的評價一般是貶多於褒，言及商人，多冠以“奸”字；而在地方史誌、文集別傳及家傳譜牒中，商人多列入“耆善”、“懿行”、“孝友”、“善士”傳。這一矛盾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麵的。政府謂之“奸”，既是受傳統觀念和政策的影響，又因許多商人的唯利是圖、對抗國家稅收政策，並對小農經濟及社會秩序產生了一定的衝擊力；而地方謂之“善”，則是因為地方公益事業多賴商人投資讚襄。就商人自身來說，也有一種因現實而導致的近於本能的認識：國家的征稅，尤其是各級官吏的無名索取，完全是敲骨吸髓的攤派和苛剝；而對地方公益事業投資，則是“行善”，或可為來生和後世積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