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公報》在曆史研究中的價值
文化傳播與教育
作者：陸治琴
摘 要：大公報作為文人辦報，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它能超然於各種利益之上，以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去看待社會各種現象，而且它的評價也會相對公允。這樣，我感覺《大公報》這份報紙上反映的清末社會可能就比我們的教科書和我們現在曆史研究的成果更加接近曆史的真實。
關鍵詞：曆史；研究；價值
中圖分類號：G25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1-0121-02
曾幾何時，我們的教科書讓人感到1900年後中國似乎到處都是革命黨，所有的輿論陣地也都被革命黨所占領。即使我們曆史研究的成果也讓人感覺到，清末到處是一片新氣象，由於新政，學堂林立，然後不纏足運動，社會進步很快等等。而且人們研究這一時期的曆史人物，總是著重於幾個人物身上，比如像袁世凱、張之洞、盛宣懷、張謇等，另外再就是革命黨人。似乎就是這些人在當時的社會上是最具有影響力，對當時的全局最有關係的人。而實際的情況不是這樣的。
一、文化教育價值意義
1904年8月27日，北京報館在《大公報》上登出“征文要啟”的廣告。開列了庚子以後於我國全局最有關係的人名，如慶親王、袁世凱、鹿傳霖、那桐、岑春煊；次有關係的醇親王、倫貝子、伍廷芳等共三十餘人，公開征求撰寫其事或詳論其人之文，備集眾說酌選登報，以昭公論。在我看的那一段時間的報紙裏，榮祿的影響力很大，而且載振的活動也不少。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最關鍵的人物，那就是西太後，她當時仍然是中國最具有決定性的人物。
正是以上這些人才是當時的中國社會最具有影響力的人。即使後來形式朝著革命黨人的方向發展，那也不能說明當時對社會最具有影響力的人是革命黨人，是革命黨人一手造成了革命的形勢。而更客觀的情況，我想應該是當時的當權者們由於一係列的政策失誤，而一步步把全國的形勢推向革命。如果沒有他們的推動，我想，就是革命黨人再怎麼鬧都是無濟於事的。
我們現在的清末時期的曆史研究，主要就是集中於新政，集中於社會的演變，或者集中於革命黨人活動的研究，即使研究當權者的活動，我們最多隻是簡單的說他們政策失誤，而對於當權者本身，尤其是那些在我們傳統的評價中總是用昏庸無能來形容的滿清貴族，我們從來沒有認真研究過。而現在對於革命黨人中大大小小的人物，有一點活動的人物都挖地三尺的研究了。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不平衡。
最典型的就是1902年鄉試。這應該是中國科舉製度在中國實踐的最後一次鄉試。對於這樣一次具有特殊意義的鄉試，現在學界關注和研究的並不多，讓我覺得很奇怪。我覺得這次鄉試比1903年的殿試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影響更大。殿試畢竟是全國的舉子集中到一個地方來考試，而鄉試是幾乎每個省都設有文闈，而且考生人數在每個省最少都有一萬多人，而且按照報紙裏麵所講，此次鄉試，人數都比往年將近少了一半，這主要是由於1902年的鄉試題目不再僅僅是四書五經的範圍，還有了時務、策論等內容，很多士子沒有準備。即使如此在此次鄉試中發生了很多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光是士子之間，而且考官之間，新舊之爭很激烈。在報紙裏麵對於各地鄉試的情況都有詳細的記載。《大公報》對於鄉試的報道可以說是不惜筆墨的，我想，可能是因為英斂之和大公報也覺得這次鄉試可以反映出中國社會很多東西。與鄉試相對應的就是學堂的大麵積廣泛的興建。雖然有人對於學堂已經有過專門的研究。像這樣的留學情況很多，不過主要是男性，主要是集中於日本。除了大量的學生留學日本外，清政府中央和很多省市都向日本派出了考察團（不知道這個中間有沒有公費旅遊之嫌，因為當時有一個譯件裏講到很多西方人到日本來旅遊，認為日本的山川河流很漂亮，樹林很多，環境很美）。在民間也有很多社團和私人組織去日本，包括嚴範孫及其子女。當時，各種各樣的遊學章程在《大公報》上都有反映。當時留學日本的人數之多，令我們歎為觀止；而且報紙上的“譯件”欄目內還大量介紹日本的教育狀況，包括女學（可惜的是，這些內容我一開始都沒有怎麼關注，認為這隻是國外的事情，可能沒有多大價值，但是它們的內容我還是大致看了一下）。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日本當時有足夠的師資力量來教育這麼多學生嗎？因為當時日本普及教育的時間也並不是很久，當時教育它國內的學生，恐怕教師資源就是一個問題，更何況還有龐大的中國留學生及其亞洲其他一些國家的留學生基本上都到日本來留學。另外，《大公報》上還刊登了一個美國留學生寫給國內友人的一封信，內容較長，比較有意思，講了在美國的一些情況，最後還附了怎樣去美國留學的十個辦法。在鄉試、學堂和遊學之外，另一個與人才有關的項目就是課吏館。我看的這些《大公報》裏所登出的題目，我估計二三百道不會少，而其中一半可能就是京師大學堂的考試題目。其實對於這些題目統計一下，然後作一個分析，也可以從中一窺當時的社會文化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