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人先管已是管理者的必修課
真正的領導之道並不是宏大的或者英雄式的，真正的管理之道就發生在管理者在人性與常識的指引下邁出的每一小步中。我們的管理哲學、管理文化講的是“仁”道，它要求充分尊重個體，並使個體最大可能地發揮其主觀能動性，而低調管理正是適合這一形勢的務實型管理模式。
管人，是指一種身體力行的、富有參與性的、溫暖、專注而又注重權變的管理方式。它勇於直麵現實，但決不魯莽冒進；它克製隱忍，但堅持原則；它充分尊重個體的自由，它是人本的，內省的，和諧的。
管人的領導者，用《從優秀到卓越》（GoodToGreat）一書的作者吉姆·柯林斯（JimCollins）的話來說，就是：“與一些個性十足、惹人注目、上頭條、做名流的公司領導人相比，實現業績從平凡到優秀跨越的公司領導人似乎是從火星來的。不愛拋頭露麵、沉默寡言、內向甚至害羞——這些領導人是矛盾的混合體，個性謙遜，但是表現專業。”他們很少出現閃光燈下，他們也不會是扭轉乾坤的關鍵人物。相反，在很多時候，他們默默無聞，相當平凡，他們所做的工作看起來也都是細小、微不足道的。當一些事情發生時，他們往往會權衡各種關係，計算自己的各種政治資本，因地製宜地處理事情，甚至有時因為想得太多，而表現得猶疑不決。
但這種領導風格正是符合中國人性特點的管理之道。
按照心理學家榮格的觀點，我們的祖先不僅會把生物學意義上的基因遺傳給我們，還會遺傳給我們他們的記憶，長期的曆史積澱可以形成一種融化在血液裏的“民族集體的意識”，這是一種本能的潛意識：隻要是這個民族，遇事都會這樣做；逢情況都會作類似的判斷和考慮——你喜歡也好，討厭也罷，它總是跟著你，形影不離。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曆史積澱早已形成了中國人自己的“種族記憶”。可以說，自誕生之日起，每一個中國人就由先天遺傳帶來了有別於其他民族人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言論基礎、心理狀態、價值判斷乃至生活情趣……
中國人勤奮務實、含蓄內斂，視謙遜為做人之本，喜歡謙虛地對待別人，並且也希望別人能夠謙虛地對待自己。
對於領導者，先聖們都諄諄善誘，要謙和地對待下屬，才能夠得到下屬真心的擁戴，並且心甘情願地為你做事；要放棄高高在上，說一不二的絕對權威，要“不為天下先”，要學會“讓”。
孔子也是低調為人，低調行事的典範。其學生子貢評價他說：“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麵慈貌和，望之儼然，即之為溫；心地純善，隻有利他之心，而無自私之念，即之為良；出門如見大賓，平等恭敬對待每一個人，即之為恭；心安於道，自奉儉約，視名利如浮雲，即之為儉；自卑而尊人，即之為讓。
而不自大、不自滿、不自足、不自伐、不自矜，自卑而尊人，正是低調管人的核心內容之一。
另外，低調管人中的權變法則也符合中國人的人性特點。
中國人崇尚“變”。太極陰陽的矛盾辯證思想讓中國人總喜歡從整體和多個角度，多個側麵尋找合理的平衡點，而不喜歡拘泥於單一而機械的衡量標準。所以，任何標準，任何規則，在中國都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
權變文化在中國有著深遠的曆史。中國古代文化中，所謂“男女授受不親”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烈女傳》中曾有這樣一個故事，說有個女子外出，被一個登徒子拉了一下胳膊，這位女子回家後就將自己的胳膊砍掉了。但是在另外一種情況下，這種規則卻又是可以變通的。當嫂嫂不慎掉到井裏時，做小叔子的就應該變通一下這個原則，因為“嫂罹，援之以手，禮也”。所以中國人講究權變，講究因地製宜。這是一個大的文化背景與文化傳統。
施行低調管人的領導者從來都不會隻顧一端，而是善通權變，以具體情勢決定管理之策，通過對各種信息的全麵權衡，多方位比較，在沉靜中找到各種紛亂因素中的平衡支點，從而作出最合適的行動，盡管這個過程有時也許是漫長的，迂回的，甚至是經過了一定妥協的。
對於中國人來講，並不需要英雄式的管理者，真正的管人之法也並不需要管理者執於一處，究於一端。低調管人才是最恰當的管人法。
管理箴言
1.管理之道在於對人對己內心世界的洞察與感知。管理中國人，就要“知己知彼”、因人而異地實施符合中國人心性特點的管理行為，管人的領導風格正是這樣一種管理之道。
2.真正的領導之道並不是宏大的或者英雄式的。真正的領導之道就發生在管理者在人性與常識的指引下邁出的每一小步中。
管人先管己也要講究務實作風
正是平凡孕育了不平凡，惟有了解平凡、力行平凡，才能做到不凡。一個自認不凡的領導者永遠都無法獲得團隊內部的信任與認可。
中國人一向注重現實，崇尚實幹，排斥虛妄，拒絕空想，鄙視華而不實。大聖人孔夫子的不語神鬼，對弟子提出死後如何的問題，避而不答，反問：連生都不知道，哪裏還談什麼死！有著強烈的務實傾向。墨家更是身體力行，為了在道理上服人，他們往往親臨現場或親自動手，身體力行，用實際行動作出證明。墨子跟公輸盤的攻守措施，以“模擬戰”的方式代替了殘酷的實戰，最能體現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