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對於經濟社會發展和企業成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種影響使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學者對於企業家研究始終充滿了濃厚興趣，從而形成方興未艾的研究勢頭，推動著企業家理論的推陳出新。隨著企業家動態獲得論對靜態身份論的替代，企業家能力逐漸成為企業家研究的重要視角，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研究文獻（Knight，1921；Penrose，1959；Casson，1982；Gartner，1989；Stevenson和Jarillo，1990；Chandler和Hanks，1994；張完定、李垣，1998；Venkataraman和Shane，2000）。為了滿足管理學實證研究的需要，有的學者嚐試性地通過定性定量的方法測量了企業家能力（Lau，1999；Man，2001）。這些研究呈現了企業家能力的寬廣領域和豐富測項。但是正如鄭江淮（2004）所指出的那樣，這些研究較少關注企業家所處的製度環境及企業家和相關經濟組織、經濟行為人之間的製度關係。就企業家能力和企業成長的相關研究這個管理學的常規命題來看，雖然Penrose（1959）創造性地指出“企業家服務”是利用“生產性機會”促進企業成長的根源，但很多研究者還是忽略了它（Barney，2001）。這製約了企業家理論和資源與能力學派的發展，也難以解釋企業異質性競爭優勢的來源。這種現象促使一些學者關注企業家能力和企業成長的相關性研究。比較令人關注的是基於社會資本的企業家關係能力和企業成長的研究（Li和Atuahene‐Gima，2001；Park和Luo，2001；邊燕傑、丘海雄，2000）。賈生華（2004）確立了基於企業家能力的企業成長的一般邏輯，賀小剛、李新春（2005）從實證角度研究了企業家能力對企業成長的影響，可是在製度環境下基於企業家能力的企業家作用於企業成長的內在機理的研究還是不多見。最後，就中國轉型經濟背景下的企業家研究來看，主流是從製度背景研究如何改革公司治理機製以更好地發揮企業家精神，企業家能力在這些研究中被視為給定而不加以分析（賀小剛，2006）。這些理論供給不足的直接後果是，難以從製度視角理性地解析中國轉型經濟情境中企業家能力對企業成長（績效）的影響機製，從而使企業績效異質性問題的解析難以擺脫“黑箱”困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學術界作出創造性的努力。
第一節選題緣由
如果套用“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那麼可以說“良好的選題是科學研究成功的一半”。為了評價選題良好與否，對其加以清晰闡述是必需之舉。下文將從研究情境、研究視角、研究變量、研究對象分析本書的選題緣由。
一、研究情境
本書的研究情境是中國轉型經濟。發端於1978年的經濟體製改革使中國成為當今世界的轉型經濟大國。中國轉型經濟的關鍵是經濟體製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製度經濟學角度來看，轉型經濟的實質是一種製度變遷。因此，可以也應該從製度視角研究中國轉型經濟情境中的經濟管理問題，其中包括企業家能力和企業成長。轉型經濟從基礎層麵改變了中國企業成長的環境。陳淩、曹正漢等指出，應該從製度環境和技術這兩個層麵研究中國民營企業20多年成長曆程，而且製度環境問題可能是導致中國民營企業20多年走上獨特發展軌跡的客觀原因，因此要高度重視製度層麵的研究，而單一的技術層麵分析適應於製度環境比較穩定的情境。
就企業家研究而言，轉型經濟激發了民眾的創業激情和創業能力，催生了民營企業，造就了企業家隊伍。因此，在中國環境下研究企業家能力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機製，應該置於轉型經濟情境之中，把製度視為內生變量，開展特定情境研究和嵌入情境研究，才有望得出具有貼切解釋力和深刻說服力的理論見解。
二、研究視角
本書的首要研究視角是企業家。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企業家是企業成長的關鍵主體。這個認識已經在理論界取得共識，無需贅述。需要補充的是，市場經濟早期階段的市場結構、價格機製、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企業家資源的稀缺、民眾對市場經濟的認知等因素導致基於企業家“個人英雄主義”式的企業成長盛行，組織能力往往缺席。這就更加有必要加強企業家角度的研究。第二，企業家和製度變遷的關係。轉型經濟的實質就是製度變遷。對製度企業家（政治企業家）這個概念的分析充分體現了企業家在製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麵，經濟體製轉型對企業家活動有重要影響，另一方麵企業家在經濟體製轉型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一言以蔽之，企業家既是製度變遷的承載者，也是製度變遷的推進者；企業家成長模式的演進過程是製度變遷過程的微觀主體體現；企業家成長和製度變遷是互動關係。企業家在製度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通過他們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來實現和表現的。製度經濟學家戴維斯和諾斯指出，任何一個製度變遷中的初級行動團體的成員至少是一個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但是多位學者指出，諾斯並沒有建立製度變遷和企業家之間的理論聯係。Burns和Nielsen也指出，學術界沒有較多關注組織行動者影響製度變遷的時間、原因和機製。組織社會學的新製度學派代表人物迪馬久（DiMaggio）在《製度理論中的利益與行動者》一文中指出，製度理論的顯著貢獻在於明確了導致組織變遷與組織穩定的因果機製是建立在組織行動者共享的一種前意識理解基礎之上，而與其利益無關。如果不關注這種被製度學派的修辭所抹殺的利益與行動者，就難以發展關於製度化實踐和組織形式的起源、再生產與侵蝕的富有前瞻性與說服力的解釋。他明確指出，製度理論的成就隻限於成功製度化了的組織形式與實踐的擴散與再生產，很少提及作為未完成過程的“製度化”：製度從何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