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的組織創新能夠擴散而有些組織卻不行？更少談及“去製度化”（disinstitulization）。因此，把利益與行動者引入到製度舞台更中心的位置是推進製度理論發展的必要舉措。迪馬久這裏所指的“行動者”包括個人（包括企業家）和組織。本書的細化研究視角是企業家能力。從主從關係來說，企業家能力隸屬於企業家。李家濤、楊靜鈺基於對國際一流的組織和管理學雜誌所刊發的中國民營企業研究文獻的綜述後發現，戰略管理理論中的企業資源基礎論在中國民營企業的管理學研究中受到的注意十分有限，因此他們建立了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組織框架，提出“基於能力的戰略”，並建議未來研究應該探索“基於能力的戰略”是如何分別與變化的製度環境、另外兩種戰略和企業績效相互作用的。企業家能力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企業能力，因此本文也體現了這方麵的努力。
三、研究變量
這裏的研究變量是指本研究的自變量——企業家製度能力和企業家戰略能力。企業家製度能力是企業家通過製度創新，打破創業過程中的外部製度性約束和（或）內部製度性約束，促進企業成長的能力，包括企業家外部製度能力和內部製度能力，它體現轉型經濟對企業家能力的本土化異質性要求。企業家戰略能力是企業家通過管理競爭環境的不確定性而獲得競爭優勢的能力，包括戰略認知能力、戰略決策能力、戰略執行能力和戰略變革能力，它的作用是整合企業內部資源，確立長期發展目標，選擇和變革經營業務，取得競爭製勝權。它體現轉型經濟對企業家能力的全球化同質性要求。基於理論演繹，本書提出這兩種企業家能力是中國轉型經濟對企業家主導性能力的要求。具體論述參見第二章。
四、研究對象
本書選擇“浙商”作為實證研究對象。主要原因是“浙商”和製度變遷的關係。“浙商”的關鍵主體是企業家（更精確地說，是民營企業家）。就“浙商”成長的製度環境而言，浙江本土的學者已經精辟提煉了“浙江模式”
和浙江製度變遷的特性。例如，金祥榮提出“浙江模式”是一種“準需求誘致”製度變遷模式；卓勇良（1998、2004）認為浙江製度變遷是“開放架構下的內生製度變遷”；史晉川等把“浙江模式”概括為“一種內生的由民營化和市場化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區域經濟製度變遷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模式”。這些觀點的共同之處是浙江製度變遷的動力源於民眾，在地方政府的“積極的無為而治”的製度供給方式調控下，政府和民間的良性互動逐漸形成哈耶克意義的“自發拓展秩序”。企業家的天然稟性使“浙商”成為浙江製度變遷的關鍵民間力量，構成製度變遷的“初級行動團體”，製度裝置是創辦（或把企業改造成為）產權清晰的企業和能夠降低交易費用的專業市場這兩個古典意義的確立市場經濟體製的基礎。因此，“浙商”是建設浙江民營經濟的主力軍和先鋒隊，是推動浙江製度變遷的重要主體。“浙商”之所以能夠在浙江製度變遷中發揮令世人矚目的影響，是因為他們創辦了大批在全國有影響力的民營企業。他們身上所蘊藏的企業家能力功不可沒。因此，改革開放後“浙商”的興起能夠體現製度變遷、企業家能力、企業績效這三者的聯動。以“浙商”作為實證研究對象，符合本書的理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