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思路跳躍一下（希望跨度不是很大），對大多數基金來說，投資組合周轉率可以作為評估期是否合理的依據，高周轉率表明組合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期內謀取各種盈利機會，低周轉率表明組合願意等待並願意評估每項投資的得失。對許多成功的基金和公司來說，評估期是一項決策，就像巴菲特所言，你最終能獲得自己應得的股東權益。
羊群行為
在一群羊前麵橫放一根木棍，第一隻羊跳了過去，第二隻、第三隻也會跟著跳過去；這時，把那根棍子撤走，後麵的羊，走到這裏，仍然像前麵的羊一樣，向上跳一下，盡管攔路的棍子已經不在了，這就是所謂的“羊群行為”。
股市的羊群行為是指投資者在交易過程中存在學習與模仿現象，從而導致他們在某段時期內買賣相同的股票。
凱恩斯早就指出：“從事股票投資好比參加選美競賽，誰的選擇結果與全體評選者平均愛好最接近，誰就能得獎；因此每個參加者都不選他自己認為最美者，而是運用智力，推測一般人認為最美者。”可見，羊群行為是出於歸屬感、安全感和信息成本的考慮，小投資者會采取追隨大眾和追隨領導者的方針，直接模仿大眾和領導者的交易決策。
就個體而言，這一行為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的，經濟學家們還沒有得出統一的結論。比較極端的理性主義者如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加裏·S·貝克爾認為：“人類所有的經濟行為都是理性的，經濟學家們之所以不能解釋是因為他們情不自禁地用非理性行為、粗心大意、愚蠢行為、價值的特別改變等臆斷說明他們解釋不了的現象以掩蓋他們知識上的缺乏，而這些臆斷恰恰暴露了他們所掩飾的失敗。”
貝克爾的觀點雖然比較極端，但卻可以讓我們相信隻要我們不要臆斷地分析，個體股市參與者的“羊群行為”多少是有幾分理性的。
如社會心理學可控實驗證實：當觀察現實很模糊時，大眾就成為信息源，或者說大眾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應如何行動的信息。在股市上，由於信息的不對稱，個體無法從有限的股價信息中做出合理的決定，從眾就是其理性行為，雖然這種理性含有不得已的意味。所以，股市的羊群行為經常是以個體的理性開端的，通過其放大效應和傳染效應，跟風者們漸漸表現出非理性的傾向，進而達到整體的非理性。
當股市炒作過度時，就出現了“非理性繁榮”。這就如同一片肥沃的草原上隻有幾隻羊，應該說它們會吃的很飽。但是某天吸引來了一大群羊，這時候草原就要被啃食成荒漠了。同時羊群越來越吃不飽了，有一些倒下了，有一些遷徙了，但是如果是隻聰明的羊，那它就不應該跟著大部隊，應該留在這裏，這樣等草長出來了就會變成肥羊了。所以有的時候大家都認為某件事是怎樣的時候，其實事實可能正好相反。
代表性偏差
代表性偏差是指這樣一種認知傾向：人們喜歡把事物分為典型的幾個類別，然後，在對事件進行概率估計時，過分強調這種典型類別的重要性，而不顧有關其他潛在可能性的證據。選擇性偏差的後果勢必使人們傾向於在實際上是隨機的數據序列中洞察到這種模式，從而造成係統性的預測偏差。大多數投資人堅信好公司就是好股票，這就是一種代表性偏差。這種認識性偏差的產生是由於投資者將好公司的股票認同為好股票。其實好公司的股票價格過高時就成了壞，壞公司的股票價格過低也就成了好股票。
自歸因
自歸因是指人們總將過去的成果歸功於自己，而將失敗歸因於外部因素的心裏特征。投資者通常將投資成功歸功於自己的能力，而將投資失敗歸咎於外部的不利因素。例如很多人將自己投資失敗，深度套牢歸咎於聽信某些帶頭大哥、小道消息的錯誤，而賺了錢則歸功於自己判斷準確無誤，而下次再出現帶頭大哥或者小道消息的時候，依然確信不移，繼續進入莊家編好的出貨套，高位接盤。
在金融市場中，以上幾種情緒很少單獨出現，而是交織成一張網。
如果投資者不能理性對待市場，避免出現這些情緒，那麼他們就會犯一些愚蠢錯誤，導致投資失敗。理性是投資者戰勝市場的前提，要盡可能利用市場情緒把握住投資機遇。格雷厄姆說：“成功的投資者往往是那些個性穩定的人，即使投資者具有數學、財務、會計方麵的高超能力，如果不能掌握自己的情緒，仍難從投資行動中獲益。”對格雷厄姆的說法，巴菲特是非常讚同的，他說：“合適的性格與合適的才智相結合，才能產生理性的投資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