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伯克希爾·哈撒韋作為母公司是不會捐獻一分錢的，所有的捐款都是子公司的行為，這些公司的經理人在取得投資者的授權後進行慈善活動，很多情況下是公司經理人和投資者在一起開會，投票選擇3個最希望投入的慈善機構，然後商量捐款的金額，最後按照每一股應該捐款多少在投資者身上分攤。如果你翻看1981年以及1982年的年度報表就能發現我們以這樣的方式捐款將近2億美元。每年伯克希爾·哈撒韋旗下的所有公司向超過4000個慈善機構捐款，有趣的是投資者們最喜歡的捐款對象是教堂，眾所周知，一般的企業不喜歡向教會捐款，因為通常不會得到回報。
記者：但是一定有些公司到各個慈善晚宴上去買座位，以公司的名義，這樣花錢是否是對投資人利益的損害呢？
巴菲特：我隻能說我自己不會這麼做。我可以告訴周圍的人如何賺錢，如何經營公司，卻不能指使他們如何花錢，那是他們自己的事。很多人說我現在走上了錯誤的道路，但是我如果按照他們的想法去做，那麼早在我隻有200萬美元的時候，我已經把所有錢都花光了，世界也不可能從我這裏得到更多的錢。因此在如何花錢、如何支配財富方麵我從來不聽取別人的意見，這也正是我不會在這個話題上對別人說三道四的原因。
記者：對於一個工薪階層但是稍為富裕的人而言，如果他希望對慈善事業加以支持，你的建議是先投資然後捐獻，這樣能捐獻更多，還是直接捐獻但是金額有限？
巴菲特：我有很多很多學生，有31個大學邀請我上課，其中大部分在美國，一些在加拿大，因此同樣的問題我的學生們曾不止一次問過我。我的回答一貫是，做你自己想做的。從來沒有人能斷定蘋果比梨好吃或者梨比蘋果有營養，因此這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想法。如果你想捐款，這完全是你個人的事情，應該自己體驗，很多人在體驗之後會改變想法，對於慈善事業，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忠實於自己的想法。
記者：很多時候慈善事業被認為是富人的奢侈品，富人才享有通過金錢改變他人命運的專利。
巴菲特：我不知道，但是在美國如果深入統計數據，你會發現國民生產總值的2%都進入了慈善領域，而中產階級的捐款相對他們的收入其實比富豪更加慷慨。猶他州的捐款比率在全美國是最高的，因為有摩門教，但這並不是因為摩門教徒更加有錢，原因是他們的信仰支持捐款行為，於是他們貫徹信念。另外在美國，對教堂捐款占所有慈善捐款中很大部分比例，在這方麵我沒有具體的統計，但是我相信教堂獲得的捐款中絕大部分來自中產階級。在大眾關注和受益的領域，例如醫學研究的投入上，中產階級的捐款所占比重最大。總體而言美國人是非常慷慨的，如果按照收入衡量，在全球富豪榜前400名的人恰恰是最不慷慨的。
記者：很多人注意到你的仁慈和低調，你的生活非常儉樸，你經常以別人的名義捐款，對於你來說仁慈是輕而易舉的還是你努力想做到的，畢竟在這樣巨大的財富前，誘惑是難免的。
巴菲特：在這方麵父親對我的影響很大。很多人批評我說應該在更早的時候就捐款，但是我自己知道應該做什麼，要如何做，因此不會受到困擾。對於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所取得的業績我從來都不謙虛，但是對於我的名字是否出現在捐款名冊上或者某個紀念碑上，我認為毫無意義。這並不是謙虛或者仁慈的表現，而是從心裏我根本就不在乎。經過多年的研究和投資取得驕人財富是一項成就，但是利用這些財富在建築物上刻上名字或者讓別人感激你、讚美你則談不上是成就，對我來說這些東西絲毫沒有意義。
記者：能具體說說來自父親的影響嗎？
巴菲特：我總是以父親的標準來衡量言行，做一件事情之前會想想父親會給我打幾分？我的所作所為一定要是父親能夠接受的。
記者：在個人婚姻和家庭方麵，你是也非常成功。
巴菲特：的確，這方麵我也非常非常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