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商會在深圳成立，而且是在一個與清華大學合作的機構——博商院成立，注定了其天生具有多種優良基因。
博商院招生總監曲雪梅認為，博商會之所以會應運而生，原因在於將同學會和商會的形態合二為一，同時，也避免了它們彼此之間的一些盲點，這種“二合一”式的結合是基於深刻洞察客戶需求的一種創新。
在曲雪梅看來，博商會的產生，既是曆史的偶然，也是曆史的必然。廣東地區也存在各種商會、行會及同鄉會等，但它們也都有各自的盲點。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企業自身的發展，企業對於要參與什麼樣的組織有了更高、更多的要求，不僅包括傳統的同鄉聯誼、互通有無、商業合作、產業合作，還包括持續學習，整合產業鏈、資金鏈，政企對接等多種需求。同鄉會、商會或校友會等單一性質的組織，已經無法滿足企業家們的全方位需求。
博商會成立將近兩年的時候，秘書長鄭義林寫了一篇文章，總結了觀察博商會的三個維度，他認為：縱觀國內外，由同學關係衍生而來的同學會，大都屬於民間組織，偏向純聯誼的私人性質。博商會基於同學會且高於同學會，以同學關係行商業化運作，形成同學抱團發展的局麵。
中國有著源遠流長的商幫文化，常以血緣、地域為其特點，如浙商、粵商、蘇商、徽商等。在傳統商業社會中，商幫在商業往來中起了很大作用，有效地整合了商業資源，近現代隨著市場契約精神逐漸興起，商幫功能逐步削弱，“商幫”也虛化為一種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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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幫是以鄉土親緣為紐帶，以會館辦事機構和標誌性建築的設立為標誌的商業集團。
在古代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向來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對於商人而言，國家沒有明文的法律保護，而民間又對商人存有“奸商”的歧視。因而，在那樣的年代，商人利用他們天然的鄉裏、宗族關係聯係起來，形成商幫組織。商幫內成員互相支持，同舟共濟，成為市場價格的接受者、製定者和左右者。同時，商幫在規避內部惡性競爭、增強外部競爭力的同時可以在封建體製內利用集體的力量更好地保護自己。
曆史上比較著名的有十大商幫，具體為山西商幫、徽州商幫、陝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廣東商幫（廣府、客家、潮汕）、江右商幫、龍遊商幫、寧波商幫。
中國有種類繁多的協會組織，作為企業、政府、消費者之外的又一種力量而發揮作用；大多數行業協會充當政府的助手，在一定範圍內行使政府管理經濟事務的職能，很難對企業有實質的幫助；少數民間協會雖然意圖采用抱團發展的模式，但因利益難協調而被邊緣化。
在他看來，博商會是介於同學會、行業協會、商幫組織之間的一種新型商業生態，取各家所長，有機融合而成。博商會這樣的組織，之所以在深圳率先出現，與深圳獨特的地方環境有密切關係。
博商會所在的深圳南山區，距離蛇口不足15公裏，蛇口可謂中國最早的一塊改革開放試驗田，以袁庚為代表的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在蛇口動了深圳特區建設的第一鍬土，敢為天下先的“蛇口精神”就此在深圳紮根，影響了一代代深圳人，更影響了全國。
在深圳博商院長期工作的一群人，以及來自五湖四海，但最終彙聚到清華以及博商院學習的企業家們，潛移默化中受到了“蛇口精神”的影響，他們在日常工作中，就一直以創新、敢為人先而著稱。就拿年近六旬還到清華學習的石坤山來說，其身上就體現出了典型的敢想敢做、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
正是有了這麼多繼承了深圳創新基因的一批博商人，博商會才在深圳博商院應運而生了。這不是曆史的偶然，而是曆史的必然。
而博商院一直與清華大學緊密合作，這也使得博商會繼承、發揚了清華大學的獨特氣質。百年曆史的清華大學，其人文底蘊非常深厚，著名國學大師陳寅恪曾總結了幾句清華人的精神特征，其中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後來，清華大學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作為校訓。敢於衝破世俗、敢於挑戰傳統、勇於創新，已經作為清華人的人文基調廣為世界所知。
這批在博商院接受了兩年清華大學教育的企業家學子們，已經深深打上了清華的烙印，清華的人文精神也已融入他們的身心。
於是，在深圳這個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一批博商人將清華精神發揚光大，開創了中國行業協會、商會、同學會等多種組織融合之先河，創辦了這個獨具特色的“博商會”。
無可諱言，博商院先進的辦學理念和有力的招生隊伍，保證了博商院的持續發展，更重要的是，大量企業家學員來到博商院學習，博商會才有可能應運而生。而博商院辦學的成功，為博商會前期的生存發展提供了必備而充裕的資金支持，更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會員基礎。
有了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會員，博商會打造全新的商業文明的組織，進而實現商界理想國的夢想才有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