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獨特的生命意識與命運意識
無論是自然風光與地域文化的意象建構，還是傳奇式人物形象的塑造，《紅高梁》要表達的最重要的內容卻是一種獨特的生命意識與命運意識。正如張藝謀說的：“我把《紅高梁》搞成今天這副濃濃烈烈、張張揚揚的樣子，充其量也就是說了‘人活一口氣’這麼一個拙直淺顯的意思。”[10]而這種獨特的生命意識與命運意識在中國西部的人身上表現的特別明顯。“西部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富於陽剛之美，演繹西部故事必須給予觀眾以現實的真實感。但這一點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為了充分地表現西部精神，表現漢唐雄風的磅礴之氣，表現久遠曆史的滄桑感，表現積蓄千年突然衝出地麵的爆發力和噴薄氣勢。”[11]因此可以說，《紅高梁》中的人物形象是中國西部人物形象。
電影首先表達的是這群人的生存意識和生命意識。“我爺爺”和“我奶奶”都是敢愛敢恨、生命力旺盛的人。他們追求的是痛痛快快地生、轟轟烈烈地死。電影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同一個形象：皮膚占銅色，肌肉飽滿，大部分人光頭。正是這樣的形象展現了男人的野性和他們敢愛敢恨的一麵。“我爺爺”強壯的身體，沙啞的嗓音就是一個典型。他大吼《妹妹你大膽的往前走》，倒抱我奶奶，往新酒裏撒尿，抱土雷炸車等等無不表現了他那頑強的生存意識和旺盛的生命力。電影裏的羅漢身體瘦弱，理性內斂。但關鍵時刻，在這個瘦弱的身體裏爆發出來的剛強更為這群人的生命意識增添了一筆深刻內涵。這群人就像是在青殺口長出的那片無人種收的野高梁，生命力與野性不言而喻。《紅高梁》以對性、對死、對酒的崇拜，表現了對人的本性中最基質的精神源泉 原始的生命欲望、意誌等生命本質力量的崇拜。正如該片攝影顧長衛所說：“其實（紅高梁）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種‘酒神’精神，一種朝氣蓬勃的生命力，這種精神貫穿在整個電影中。所以在拍攝上，我也就有意識地去追求這種基調。”[12]這種精神就是酒神精神，是中國西部人特有的生命意識。
但日本人的入侵改變了十八裏坡人的命運，他們的土地意識和命運意識也得以凸顯。為了保衛他們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我爺爺”他們不畏強敵，奮起反抗，以命相拚。在《紅高梁》中，張藝謀要展示給我們的人生命運就是：這些人男歡女愛，活得自由自在，活得痛痛快快；而一旦異族入侵，他們也奮起抗爭，哪怕一死。這就是這群人的命運意識。如果說《紅高梁》前半部主要表達一種具有酒神精神的生命意識的話。那麼後半部主要表達一種土地意識、生存意識。而“土地意識和生存意識是西部精神的支點”。[13]所以說，《紅高梁》所表達的內在精神是中國西部精神。如果說傳奇式的人物故事是電影豐富內涵的載體，自然風光和地域文化是該片作為一部西部電影的外在表征，那麼電影中的表達的作為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西部精神才是這些電影成為西部電影代表作的本質原因。
結語
19世紀80年代中期，電影《人生》（1984）、《黃土地》（1984）和《野山》（1985）相繼出現並產生巨大影響。吳天明繼任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後提出“立足西北，振興西影”的口號。1984年3月6日，在西安電影製片廠年度創作會議上，鍾惦菜作出題為《麵向大西北，開拓新型的“西部片”》的講話，樹起“西部電影”的大旗。張藝謀就是在這時執導了《紅高梁》。但張藝謀說：“《紅高梁》無論在精神內涵上，還是在電影形態上，都沒想學誰，就是想體現出一種地地道道的民族氣質和民族風格；同時，在如何拍電影上顯示出一點自由自在的東西。”[14]張藝謀不僅在拍攝《紅高梁》時沒有想到要學習《人生》和《黃土地》的路子，沒有想到去拍攝一部“西部電影”。就是在他自己幾十年的創作道路上，他也力求不斷超越自己。但藝術創作畢竟有自己的規律。《紅高梁》當時的創作文化環境畢竟與《人生》、《黃土地》等西部電影相似。張藝謀又是土生土長的西北人。因此，無論從內容還是從形式來看，《紅高梁》還是被看成是中國西部電影的經典之一。“西部電影人用自己的才華和汗水、青春與熱血鑄就了一部部享譽中外的經典之作：《人生》《黃土地》《野山》《盜馬賊》《孩子王》《老井》《紅高梁》……”[15]因為《紅高梁》對中國西部，特別是西北的自然和文化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影像表達，具有中國西部電影的一般特征。是一部具有張藝謀個人風格的西部電影。
繼《紅高梁》之後，張藝謀又執導了《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秋菊打官司》（1992）、《活著》（1994）、《一個都不能少》（1998）和《英雄》（2002）等。張藝謀的這幾部西部電影既有西部電影的外在表征，又有西部電影的精神內涵和美學特征；既有中國西部電影的共同特征，又有他本人的個人風格。中國西部電影作為一個流派，張藝謀是其中的主要成員，作為一個類型，張藝謀拍攝出了幾部代表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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