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當然是偉大的，他的《通論》在經濟史上有著無可替代的價值及作用。但他顯然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當然也會犯錯。而把他當成經濟上帝而頂禮膜拜的政府決策者們當然也會隨之犯錯。
亨特·劉易斯在赫茲利特的基礎上，再次就凱恩斯的一些重大錯誤進行了批判。
比如，凱恩斯是以強烈反對通貨膨脹政策而開始其職業生涯的。但是，他對於貸款利率偏高導致社會貧窮的判斷以及用製造新的貨幣來解決利率偏高的方法卻會帶來無可避免的通貨膨脹。當新發行的貨幣進入銀行體係後，一開始確實能降低利率。但是，貨幣多了，商品的總量不變，那麼商品的單價勢必上漲，這就會造成凱恩斯自己也不願意看到的通貨膨脹。所以，經濟學家梅爾基奧·帕爾義評論道：“脫去其科學性的外衣，凱恩斯開出的藥方就是通貨膨脹。”
而通貨膨脹之後，商品的價格上升。貸款人將會發現，等到貸款到期後，回到自己手中的錢能夠購買的東西卻沒有以前那麼多了。這樣，他們要麼減少或不再放貸，要麼隻能提高貸款的價格（也就是利率）。這樣，繞了一圈之後，本意要降低利率的措施（增加貨幣投放）反而導致了利率的上升。瑞典經濟學家納特·維克賽爾最早洞察到了這個頗具諷刺意味的循環。至今為止，包括凱恩斯本人在內，都無法反駁維克賽爾的這個洞見。
凱恩斯的另一個主要觀點是鼓勵更多地消費，更少地儲蓄。但他本人就在這一點上言行不一。凱恩斯曾經因為徹底的投資失敗而陷入債務之中。後來，當他再度積累起資本後，凱恩斯不再將其消費掉或用於投資，而是小心翼翼地加以管理。當他變得很富有後，他還是依靠薪水過活，並竭力讓自己變得更加富有。而他本人並沒有子嗣，似乎沒有理由留下一大筆遺產。他沒有身體力行像他自己宣稱的那樣“更多地消費，更少地儲蓄”。
而事實上，凱恩斯上帝的藥方在他本人也沒有料到的領域裏泛濫成災了。這就是遍存於世的過度的透支消費。
以美國為例，2005年半數35歲以下的美國人的信用卡欠款平均為3741美元，而這還不包括教育、汽車、房屋以及其他債務。2008年，美國人平均每個駕駛者擁有1.1輛汽車，而2008年的平均儲蓄率為零。
看起來，這該是凱恩斯最忠實的信徒了。但其實，凱恩斯主張政府多印刷貨幣，並投入經濟體係中，是希望將這些貨幣用之於商業投資或公共工程的。但美國人如此超前的消費方式也許連凱恩斯本人見了都要瞠目結舌。
所以，亨利·赫茲利特諷刺道：“凱恩斯主義的世界多麼美好！你支出越多，財富就越多；你吃得越多，蛋糕就越大。”但最終，到了算總賬的時候，美好的泡沫終究還是會破滅的。
事實上，凱恩斯雖然有錯，但並非所有的錯都得由他負責。在某種程度上，凱恩斯也是被人利用了。很多人打著凱恩斯的旗號，掛羊頭，賣狗肉，兜售的是對其私利有益的觀點。真可謂是“多少罪惡，假汝之名”。這也讓對凱恩斯的批判性認知更為困難。
但是，有良知有學識的經濟學家絕非鳳毛麟角。即便是凱恩斯狂熱的追隨者保羅·薩繆爾森（也是一個著名的經濟學家）最後也不得不秉公寫道：“（《通論》）是一本寫得很爛的書，結構淩亂……任何外行人都是被作者原先的名聲誘騙，而花了5先令購買該書……這是一本令人費解的書，這樣，除非潛在的反凱恩斯主義者願意花很多時間並甘願冒被誘惑的風險，否則他們就必須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信任這部……天才之作。”
這樣的態度就對了，但要擺脫對凱恩斯的崇拜絕非易事。
凱恩斯本人在另外一本著作中曾經寫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和平會議上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曾經“欺騙”了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後來，勞合·喬治想改變原來的一些決定，就轉而勸說威爾遜回到原來的想法。但是，他發現“要祛除這個長老會信徒受到的欺騙比當初欺騙他還要困難”。
也許，我們在麵對經濟學巨子凱恩斯的時候，也會麵臨同樣的困境。繼續信任他，還是懷疑他？我們有必要讓自己清醒一點，既不盲目服從，也不盲目反對。我們說別再把凱恩斯奉為上帝，並不是要否定他所有的智慧及成就，而是要“辨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才是普天下人的福祉所在。
一杯“咖啡”平天下
群體缺的不是智慧，而是讓智慧得以充分發揮的機製。群體沒有必要為了做出更明智的決策而受製於那些看起來天賦異稟的人。即使群體中的大部分人沒有什麼特別的才智，依靠群體來做決策也是明智的選擇。
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說的是群體智慧遠遠勝過個體智慧，哪怕構成群體的個體都是平庸之輩。一群“烏合之眾”的智慧累加起來真得能做到這一點嗎？
很多人對此是持懷疑態度的。H.L.麥肯在1926年就說過這樣一句話：“據我所知，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會因為低估群體智慧而蒙受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