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雜誌年”興起的曆史背景研究
文化傳播與教育
作者：劉政洲，鄧曉慧
摘要：本文闡述了20世紀30年代初，在我國新聞輿論界興起的“雜誌年”浪潮的來龍去脈，通過從新聞方麵、教育方麵、國內外形勢方麵等對這股雜誌熱潮發生的曆史背景進行多維度的分析，同時結合當今實際，得出要采取適度的把關政策，才能在維持我國新聞輿論界繁榮的同時又保證我國社會穩定、快速發展的結論。
關鍵詞：雜誌年；曆史背景
中圖分類號：G25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11-0144-03
20世紀30年代，中國國內戰場硝煙不斷，法西斯主義凶殘肆虐，整個國家處於劇烈動蕩的崩潰邊緣。新聞輿論界當然不能平靜。其中，以《生活》周刊為代表的期刊雜誌，更是以一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叱吒風雲，載入史冊。自1932年始，中國國內發展較早的沿海開放城市，期刊雜誌在數量、種類等方麵呈直線上升的增長趨勢，這標誌著30年代初雜誌浪潮的開始。直到1935年，浪潮達到發展的巔峰。據統計，到1935年6月底，全國各省市雜誌出版品種如下：
正是由於雜誌期刊千樹繁花似的發展，20世紀30年代，特別是從1932年到1935年，被時人稱為“雜誌年”。
林語堂先生曾說過：“雜誌是一國文化進步的最佳標誌。[2]”“雜誌年”熱潮當然成為推動當時的文明向前駛進的蒸汽火車頭，而現今，在“十二五”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開端，對於“雜誌年”的研究意義顯得尤其重要。本文意在研究“雜誌年”熱潮發展的曆史背景，以期尋找與當今時代相契合的曆史結合點，為現階段我國新聞輿論界的發展提供建議。
一、浪潮的曆史大舞台
下文將分為五個方麵，從多維度分析孕育此浪潮的曆史背景，一探其登上曆史大舞台的來龍去脈：
（一）中國新聞事業的成熟
1815年，第一家中文近代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在馬六甲創辦了，自此，中國新聞事業邁出近代化發展的步伐。之後，最先覺醒的一批國人在洋人所辦的這些早期報紙影響下，認識到報刊雜誌在國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開始了探索自辦報紙的實踐。1874年，王韜於香港首辦《循環日報》，成為我國第一位成功的辦報人。梁啟超先生更撰文《報館有益於國事》，總結了報紙的重要作用：“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3]，這一進步思想從此成為影響數代報人的金科玉律。在此堅厚的基礎上，1919年，通過“五四”運動的激發，發起以《新青年》為首的新文化運動，確立了民主科學的辦報理念，使新聞工作者的思維得到極大開闊。隨後在“九一八”事變後的《申報》改革，也給我國的新聞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辦報經驗。到此，經過百餘年的發展，踏著先輩們築造的堅實階梯，中國新聞事業已經初步達到成熟。
而雜誌人，學會了經營理念上堅持受眾本位，在管理上有意識、有套路地經營廣告，注重發行量，實行多種經營，由此得以生根發芽。鄒韜奮曾描述過在《生活》周刊社負責廣告業務的徐伯昕的一段拉廣告的情形：“伯昕先生每天夾著一個黑色皮包，裏麵藏著不少宣傳的印刷品（這都是他一手包辦的），他不但有十二萬分的熱誠，而且還有一副藝術家的本領，把宣傳材料做得怪美麗，怪動人，東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著‘蘇張之舌’，盡遊說慫恿的能事。[4]”
此外，《生活》周刊還“積極開發《生活》資源，充分利用周刊的熱銷效應，出版發行《生活》係列圖書，實施多元化經營[4]”。
（二）爭取出版自由鬥爭的勝利
民國時期，政府大肆推行文化專製主義，從1914年始，陸續頒布了《出版法》、《報紙條例》、《著作權法》等專門法，在國內形成了嚴酷的禁言法網。但同時新聞輿論界和民間的反對聲音也隨之此起彼伏，反抗運動一浪接一浪。在如此環境下，1930年12月，國民黨政府還是不顧國民情緒，再次頒布《出版法》，“在全部的44條規定中，對報紙、雜誌和書籍的出版、登記作出了十分苛刻的限定[5]”。中國新聞輿論界再次向國民黨政府發起了大規模爭取出版自由的反抗運動。1932年，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49家出版機構就聯名反對《出版法》，要求保障新聞出版自由。最後，由於國內外強大的輿論壓力，國民黨政府被迫向出版界讓步，“同意對以前曾準予發行的書籍酌加刪改繼續發行。[5]”
在政府妥協的前提下，在一股擁護出版自由的風氣中，雖然經營雜誌的過程還是很艱苦，但是雜誌還是迎來了發展良機。以《生活》周刊為例，從“九一八”事變到1932年兩年間，《生活》周刊在“印數達最高數15.5萬份時，直接訂戶達5萬戶。其中外地訂戶3萬多戶，本地訂戶1萬多戶[4]”。
（三）中國國民文化水平上升
“雜誌的榮枯，多數和文學史上的運動息息相關[2]”。30年代初的“雜誌年”熱潮根源在於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點燃了開發民智、培育人才的薪火，國民整體文化水平自此開始得到不斷提高，為雜誌的發展培植了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