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玉玲的表哥馮德秀，委托其到醫院看望受傷者傷勢如何，約四十分鍾左右，馮德秀回來說：“人已經死了，是大興安嶺地區公安局副局長的侄子，叫華宇，其父原是地區公安局治安科科長，現在在安全局任職；母親原是地區醫藥公司會計，兩個姐姐，兩個哥哥，分別是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員；地區公安局審查站會計；地區公安局刑警和派出所民警。目前，公安機關已插手此案。
馮德秀問現在怎麼辦，我讓他到家裏告訴玉玲，讓弟弟們抓緊吃飯，我自己需要冷靜下來思考一下。
來到了甘河邊。這是我以往遇到煩心事一個人常來的地方。望著清澈的河水，一支煙接著一支煙不停地吸著。人命關天，權勢的壓力，擺在麵前的隻有三條路；跳河自殺、逃跑、投案自首。如果自殺一了百了，但是值不值得，難道你被害人逼到我這種地步，我連自衛的權力都沒有麼？難道作為一個男人連自己的妻子和弟弟都保護不了？這樣活著還有什麼意義？但我維護了親人的合法權益，你再有權再有勢能把我怎樣？假如我自殺了，我的麻煩恐怕牽連到他人，逃跑的話，公安機關也會按“殺人犯“通緝我，一旦抓住，加上被害人家的勢力幹擾，打起官司就太被動了；那麼唯一的一條路是投案自首，本案具有防衛性質，如果投案自首，即便再有權勢幹擾司法公正，總不至於判我死刑吧，男子漢敢作敢當，我堅信正義的力量大於一切。
我回到家裏時，玉玲和弟弟們都被公安機關傳訊去了。其中有三弟振平和同學施龍和所繼生。
我走出家門，迎麵碰上所繼生的母親，他母親問我發生什麼事了。我告訴她，沒有任何人的事兒。也許明後天所繼生就能回來，是我把人刺傷致死了。我現在到公安機關投案，並讓所繼生的母親隨我一同去公安局往回要兒子。（我的另一個想法是：如果在我前去的途中，公安機關和我相遇，所繼生的母親可以做我證明自首的證人）。
不出所料，剛剛走出五一村（我選擇走公路是推斷可能會相遇），公安局的兩輛挎鬥摩托迎麵而來，前一輛車上坐著五一村的孫立偉，孫立偉見到我，告訴了公安人員，摩托車停了下來，我迎上去，公安人員問我叫什麼名字，“宋振嶺。”我沒有回避。“你幹什麼去？”公安人員問。“我去投案！”我答道。
公安人員聽後說：“上車吧！”而後調轉車頭，直奔公安局。
等到了公安局，準備做筆錄時，進來一個刑警說了一嘴：“那麵審出來了，與他沒關係，是宋振平承認用尖刀刺的被害人華宇。”我聽後一愣，三弟振平把責任攬過去了。當時，隻是在家裏時，順口說了一句，不行由振平承擔，一是事件起因是被害人調戲婦女；二是振平未滿十八周歲，有法定從輕情節。這樣，即使你暗裏幹擾司法公正，也判不到哪去。因此逼著你被害人家屬退步，我寧可給你一定的經濟賠償，如果妥協，振平即使判也判不幾年。不過當初隻是提了一嘴，並沒想那麼做，否則，最起碼需要交待的是：一、是在什麼狀態下刺的被害人，時間和空間要交代細致，被刺部位，以及振平刺完華宇後的一些細節，也要與實際相吻合了。那樣，這起案子基本能夠定住。但我並沒交代上述這幾點，振平就把罪攬過去了。我明白弟弟的心意，他考慮哥哥剛結婚，且又緩刑在外，我如果承擔罪責，不但對他嫂子是個打擊，而且處理時，因為有前期刑罰在身，肯定在量刑時不利。他承擔的話，最遲三十歲之前也回來了。
麵對著案件出現的這個插曲，我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之中。
辦案人員開始緩做筆錄，嘮起了閑嗑兒。我向辦案人員要了幾支煙，不停地抽著。
從案件的整個過程，我像過電影一樣，從頭到尾地過了一遍。越想越不對。不行，三弟振平攬不過去。每個環節就像鏈條一樣，處理不好，就斷了。那樣，反而更被動了。我這麵還有投案自首情節，如果隻投案不自首，容易把法定從輕情節給打丟了，人命關天，步步都要慎重。
其實，人的一生，有許多事情不是隨著人的意誌而轉移。如果當初，我回去後，把案件和弟弟認真研究交待一下，三弟能把案子攬過去的話，1993年振平也不會因特大流氓犯罪團夥主犯，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還是給我做筆錄吧，我弟弟是在胡說八道，那一刀是我刺的，紮到了肚子上。”我對辦案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