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謝謝您，陳律師，如果今生還有機會的話，一定報答您的。我的案情是典型的權與法對抗的案例。被告人親屬強大的地方勢力，一般的律師是不敢接我這個案子的。
所以，開始我就沒打算在地方找律師，擔心不敢出庭辯護，二是怕耽誤事兒，三是擔心地方律師力度不夠。
陳律師笑了：“我堅信你死不了。”
我說：“我也有信心，有因才有果，即使我承擔果的話，最起碼被告人承擔因，不能把責任都加到我的身上，這是最基本的案情。”
我和陳律師嘮了近兩個小時，臨走前，告訴我，有事的話，隨時隨地通知看守所找我。為了這個案子，在上訴和二審期間，牽扯外地的辯護案子暫時就不接了。
陳律師的一席話，讓我在危難之際，感到無比的感動。
下午開飯前，看守員把家裏給我買的二十本稿紙送了進來。晚上我就便徹夜地開始寫材料。上訴材料陳律師給寫完了。那麼，我著手寫的就是給上級司法、政法、紀檢、檢察機關領導寫控告信，從省級到中央。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否能引起上級機關的領導的重視，但人在生死線上，不能放過任何一種可能，不放過任何一線希望。
連續三、四天，我通宵達旦地寫，每天早晨家裏會來人，把材料取走，複印一份，留作底子後，便及時地把控告信寄走。實在困得不行了，就打個盹。材料一批一批地寄走，該做的都做了，心裏產生了一種空虛感。每天晚上來臨時，就捅點酒進來，喝完了就看書，白天開始睡覺。白天我躺在被窩裏，不用疊行李，看守所從領導到看守員，誰也不管我，也算夠意思了。近三年的時間，我不但協助看守所創建“文明監號”活動，而且，號裏凡是難管的押犯，都往我呆的號裏放。放到我的號裏後，都能規矩地呆著，看守所省心多了。
有兩次剛睡了一會，就被噩夢給驚醒了。醒過來後，怎麼也睡不著。在剛判死刑的這幾天裏大腦一片空白，什麼親情、友情，在心裏感到並不重要。隻想著怎麼樣才能擺脫掉死神的糾纏。也許，這是人的一種本能吧。當自身受到生命威脅時，會暫時放棄一切情感的纏綿。
前麵的路，卻是不容樂觀，如果說一審沒有一定的準備，法院也不會輕易就判死刑。我現在麵臨的兩股力量，明的是法院，據聽說，宣判前已經和省高院進行了溝通，也就是說沒有太大的案情變動，很可能要維持原判。那麼，被害人的親屬必須也會通過渠道來幹擾二審的公正。我的等待，雖然是被動中的無奈，但也是非常冒險。二審一旦維持原判，回文，我即被押往刑場，執行死刑。
從內心講，我挺恨審判長和庭長，這兩個人是左右這起案子結果的關鍵人物。我應該做兩手準備，我應先把腳鐐子鉚釘弄活了，這需要時間一點點地解決。 我找出了秋季準備的兩根鋸條，在被窩裏悄悄的鋸鉚釘。我的睡眠已經不分黑白，幾天過後，號裏的人也都麻痹了警惕。這時候，任何一點閃失都不能有，所有再好的人都得提防著點，因為兩隻腳上的鉚釘，全部鋸活了，最少也得一個月左右，而且，不一定每天都有機會。
跑並沒有活路，我一但選擇這條路，就是一個想法，不能死得這麼簡單，必須要讓徇私枉法者付出代價。重點幹掉審判長和庭長，其次是法院院長，血洗大興安嶺地區中院，製造一起驚世慘案，之後，留下遺言，我為什麼要血洗法院？以此警示執法者，必須要讓後者認識到，執法公正執法為民的重要性。
看守所每天晚上有一名看守員值班，巡邏的時兩名武警，兩個小時一班崗。看守所曲所長也值班，我的目標就選擇在曲所長值班時下手。曲所長有個慣例，特別是死刑犯，如果在號裏吵鬧，不服管理，他會利用他值班時間，找你談話，給你找煙抽。目的是做你思想工作，安慰你。為了讓他提出和你談話，可以晚一點鬧，那麼半夜他也會提你出去，這是我三年來掌握了他的習性。待他提我出去時，我可以披上軍大衣（我一年前就已備好了）。把秋天藏到鋪地下的一米半寸管，裹到大衣內，一進值班室，待曲所長把門關上，回手照頭部一管子，我分析也差不多了，不行再補一鐵管子。之後，把自己鐐子卸下，同時卸下他的手槍。
然後，回到走廊，武警一般的情況下，晚上一個人值班的時候很多，當時的監管就是這樣。我考慮了，盡管許多警察和我處得不錯，但趕上誰的班，誰就算倒黴了。我開門喊武警說曲所長叫他，武警一定會過來。那麼，進屋同樣就是一鐵管，假如第二個武警也值班，也采取同樣的方法解決。這樣，我除了得到一支手槍外，再能拿走一支微衝、兩梭子子彈。如果順利的話，解決中院的幾個主要人物，手裏的子彈還是夠用的。
當時，看守所和公安局大樓是前後院。樓下是武警中隊，因此院牆上有一個出入的方便小鐵門，黑夜白天都敞開著，順著小鐵門撤離看守所是件很容易的事。一旦越獄成功，哪兒也不去，直奔中院。在天亮前，熟悉好院長辦公室的地理環境，之後，設法進到刑一庭辦公室，爬上天棚守株待兔。等第二天上班，刑一庭人都到齊了，第一梭子子彈直接射向審判長和庭長。然後，換上第二梭子子彈直奔院長辦公室，去解決院長，手槍子彈留著打零，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