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過後，家裏又一次來接見了。振庫告訴我說：“兩位律師為了給咱家省錢，在哈爾濱期間吃住標準都壓到了最低點。知道咱家經濟條件不好，而且兩位律師直到大年三十下午才坐飛機回北京。”還說：“田律師來東北時，省司法界的很多同行，學生到機場去接他。”在關鍵時刻，兩位律師千裏迢迢來到東北為救我一條生命。直到大年三十下午才返京，做為一個男人，望著腳上帶的鐐子，心裏一陣發熱。感恩的淚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來。在我最危難之時能遇到陳榮國律師、田文昌律師、林清律師真是我不幸中的萬幸。
振庫還告訴我說：“舅舅和姨夫在哈爾濱已通過渠道和省紀委領導聯係上。二審如果維持原判就插手查涉案的黨員幹部，一查到底。”振庫接見時，還給我帶來了一份二審（田、林兩位律師）的辯護材料，計7千餘字。田、林兩位律師的辯護意見是這樣的：
我們接受被告人委托，擔任宋振嶺故意殺人罪一案的二審辯護人。通過查閱案卷，會見被告，訪問證人和犯罪現場的實地考察，提出辯護意見：
第一，\t關於犯罪性質的認定
辯護人認為，被告宋振嶺原犯罪性質屬於故意傷害（致死），一審判決間接故意殺人罪不妥。
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致死）罪的根本區別在於行為人主觀故意的內容不同，而區分其故意內容的根據又包括很多因素，正確區分二者的界限，固然在司法實踐中具有較大難度，但根據本案的具體情況，是可以得出明確結論的。具體理由如下：
第二，\t從案件的起因看，被告與被害人互不相識，素無前怨。並且，事情發生既屬偶然，又很突然，被告產生殺人動機的理由不充分。
第三，從作案的情節看，被告是在被害人連續攻擊他人的緊急危險情況下進行還擊的。並且，被告的右手傷殘尚未恢複正常功能，其還擊的方式，受到緊急環境和個人身體功能障礙的限製，客觀上難以做出精確的選擇。
第四，\t以傷害的部位看，被告人一再供稱，本意是刺向被害人大腿，由於被告個子高，被害人個子矮，且被告是在彎腰撿刀順手刺向被害人，身體處在由下向上運動的過程中，而被害人也處在舉棒打人的運動之中。忽忙之下，刺中的位置上移是被告所預料不及的。因此，雖屬要害部位，但不是被告人主觀選擇的預定部位。被告陳述說，刺中後發現進刀處很軟，就立即拔出刀來。這一點與被告的客觀行為表現是相吻合的；軍刺的刀刃很長，刺入的部分並不很深。試著，在激烈爭鬥的情況下，用很長的軍刺入很軟的部位（腹部），如果被告對其行為沒有節製而持以放任態度，刺入的深度一定會超過現實後果，由此可以反映出，被告對其行為沒有節製而持以放任態度，剌入的深度一定會超過現實後果，由此可以反映出，被告對其行為後果的心理態度是由於傷害而不是對殺人的放任。
第五，\t從行為表現上看，在整個歐鬥事件中，被告一直處於勸阻地位，多次忍讓，一再請求對方“拉倒”吧，極力想息事寧人，不願擴大事態。在還擊時，對任何人都沒有實施過連續性打擊。這種行為表現，與間接故意殺人的心理態度是不相容的。
第六，\t從犯罪後的表現看，被告人犯罪後，聽到被害人傷勢嚴重，擔心會因其傷重或死亡而受到法律製裁，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托人去醫院打聽被害人的情況。當得知被害人死亡後，即準備去自首，以求從寬處罰。這說明死亡後果的發生完全出於被告的預料之外，他不僅不希望、不放任並且害怕和否定死亡後果的發生。這種心理態度與間接故意對死亡結果發生的“放任”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第七，從被告的心理因素看：
1、 被告父親已故，在家中是長子，下有三個弟妹，母親雙目失明，又處於新婚之際，妻子已經懷孕，深感自己對家庭的責任重大。
2、 被告因犯過失殺人罪，正處在緩刑考驗期中，非常擔心再犯新罪會受到嚴厲懲罰。並且，作為一個曾因過失殺人而受過法律製裁的人，對於故意殺人罪的法律後果是十分清楚的。
這些因素，都是阻止被告實施殺人犯罪的巨大心理障礙，促使被告極力避免自己的行為造成嚴重後果。
3從犯罪的環境看，被告既不是流竄犯罪，也不是秘密犯罪，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眾從圍觀，多人參與的環境中實施傷害行為的。並且，被害人及其同夥人與被告往在同一地區。因此，一且造成被害人死亡，被告就必須受到法律追究。這一點，被告也是十分清楚的。除非被告想自投法網，才會不計後果地殺害對方。
4被告在供述中始終不承認其具有殺人的動機，一直認為自己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實施的防衛行為。而上述各種情況與被告的供述是相一致的。
綜上所述。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認為，被告人實施犯罪時的心理態度隻能是出於傷害的故意，而絕非殺人的故意。一審判決對故意殺人罪的認定，理由是不充分的。
二、關於自首的認定
辯護人認為，被告犯罪後投案自首，依照法律可以從寬處罰。具體理由是：
1，被告人犯罪後，經過反複的思想鬥爭，最終終於拒絕他人要其逃跑和推卸責任的“勸告”，主動投案，在投案途中與前來抓捕他的公安人員相遇時主動歸案。其投案表示及其行為有多人證言證明，並且被告本人的供述前後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