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28日下午，我正在監房內躺著，聽號裏人瞎胡侃，說在外麵如何地掛女人，玩了多少女人，其實，這裏的人沒事的時候就是這樣“吹牛”，反正也不上稅，閑的沒事做，搞精神刺激。我倒在那裏，也是有一句無一句地聽著，突然值班室的王明管教走進道子，直奔我號監門。“宋振嶺”，王管教喊了一聲我的名字，便低頭開號門。
我出監門時問王管教：“是接見嗎？”
王管教說：“不是，是中院來人了。”
我走進了上次省高院提審的那間屋子。
屋裏坐著兩個人，見我進來，讓我坐下簽字，隨手遞給我一張裁決書。我先沒有看認定的內容，打開裁決書的後頁，先看給我的定性和判到什麼程度，之後，才開始簽字（在送達書上） 中院給送達的人說：“你是有投案自首，否則改不了。”
我看了他一眼，心裏想：這是幫助給中院找台階下呢？投不投案自首並不重要，關鍵是省高院不支持判死刑！即使所有的從輕情節不認定，隻把故意殺人罪變性到故意傷害罪上，最高也是無期徒刑。我現在隻證明的一點就是夠不夠死罪的問題。
回到監房後，我才認真地閱讀裁決書。裁決書中認定了兩點：一、事件的起因和事態的進一步擴展，被害人華宇應承擔一定的責任；二、被告人案發後，在投案的途中被公安機關捕獲，應視為投案自首，因此，撤銷大興安嶺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宋振嶺的處刑部分，改判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我對省院的二審結論進行了分析，唯一關鍵的一個情節沒有認定，隻是稱：“在廝打中，宋振嶺用軍刺將華宇刺死，將劉剛刺傷“。按這種認定顯然是不客觀的，畢竟是一起大案，在重要情節上含糊不清，對於法律文書來講缺乏力度。因為這一認定仍然沒有反映出被告人刺被害人時的時間、空間和雙方所處的狀態。你既然否認不掉被告供述在被害人威脅到生命的情況下，刺的被害人華宇一刀，就應當依法予以客觀判定，才是公正。退一步講，刑訴法六十條規定：”一切事實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隻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它證據的，不能認定為有罪……也就是說，我刺被害人一刀的事實，如果不采納被告人的供述事實，無任何證據能夠證明被害人華宇身上的一刀是我的行為所為，看來，一是省高院最終還是顧忌到下一級法院的威信；而是被害人家屬的暗中幹擾，促使案件沒有落徹底。從崔振東法官當時堅定地口氣到裁定分析，二審中一定受到了阻力，而且很大。命是保住了，如果通過申訴來解決，說不上哪年哪月了，但我是絕不會灰心的。我們國家的法律還存在著一定的弊端，雖然規定兩審終審製，是為了防止出現冤、假、錯案，但在二審糾正下級法院錯案時，有時顧慮的問題很多，這樣，也嚴重地影響了司法的最終公正性。申訴是無期限的，想動一個蓋棺定論的案子很難，如果改判，原辦案人員都要受到利益的影響，看來，這場持久戰不打也不行的，也許會花掉我一生的精力。
回裁決的第三天，正趕上曲所長值班，我對曲所長說：“曲所長，死刑改過來了，鐐子還給我帶著啊？”曲所長看看我沒有吱聲，便走了。我估計他得請示法院。
又過了兩天，值班管教把我提出去劈死鐐子。開鐐子時，還是楊學峰管教，他把衝子墊到合縫上，僅敲了一下，便輕鬆地脫落了，接著開第二隻腳，也是輕輕地一下，鐐子就落下來了。 他“哎”了一聲，看了我一眼，想說什麼，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了，楊管教感覺到兩隻腳上的鐐子都已是象征性地帶在腳上了，隻要稍稍一用力，便會卸掉。他沒有吱聲，我分析他想反正死刑也改過來了，再計較沒什麼意思，還得罪人。再說，這起案子，都心知肚明，根本就不夠死刑，甚至連“三大刑”都談不上。
鐐子劈開後，他給我找了兩支煙抽，問鐐子帶在腳上有半年了吧？
我說：“六個月零五天。”楊管教笑著點點頭說：“到勞改隊好好幹，爭取早點出來，事兒攤上了，要想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