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到勞改隊，時機成熟的話，官司我還得打。這起案子如果當初按照防衛過當處理，也許我認了，但現在，我必須按正當防衛申訴，法律不是給我這個權利了麼？”
“到那兒改成有期徒刑後再申訴，不管怎麼說，有期了，最起碼過一天少一天啊！”他說。
“我會在恰當的時候提出申訴的。”我告訴他。
看守所過幾天就要往勞改隊送人了。現在已經有七、八個已決犯人了，為了便於管理，看守所把我們集中到了四監房。因為按照規定，在臨投送監獄前，已判完刑的犯人允許接見了，如果和未決犯混押的話，容易往外捎信。
7月6日，二弟振庫和他在職高的班主任鮑華老師來看我了。鮑老師是高級教師，她和陳榮國律師曾在一所學校任教過，一審律師就是鮑老師幫助找的，在我判死刑之後她第一個捐錢，為我籌集二審律師費用，掏出了兩百元錢，此後，職高的師生陸續捐出幾千元錢，並紛紛地在聯名信上簽字，在為我的二審上給予我極大地幫助。聽了振庫的介紹，一股暖流湧遍全身，眼淚在眼眶中閃動，我用顫動的聲音說：“謝謝，鮑姨，謝謝鮑姨！我不會忘記您，在我最危難之時，您給予我的幫助和支持，我終生都不會忘記。”
鮑老師拉著我的手，溫和地說：“到了勞改隊，好好幹，你還年輕，還有機會，千萬別氣餒……有機會，我會去看你的。”
我隻有不停地點頭。淚水不停地滴落下來。這就是男人！也許酷刑和拷打他會把淚流到肚子裏；隻有感恩才會使他情不自禁地流下淚來。男子有時剛強是因為蒼天賦予了他男人的脊梁，其實男人有時比女人的感情更脆弱。
夜已經很深了，接見回來後，心情一直平靜不下來。躺在鋪上輾轉難眠。短短的三十幾年人生，卻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恩恩怨怨，壓的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感恩的人不計其數，讓我一生回報不完；在最危難時，有傷害過我的人，讓我心境一直按捺不下來。聽陳榮國律師說，在一審討論時，由於我兩次發生人命案，有人主張槍斃我，說什麼像我這樣的人，即使送到勞改單位，也改造不好。這是謬論，是在往死人堆裏推我。這種人不是處在正義、公正的角度下的結論，而是別有用心。我會用實際行動回擊他們的。
這幾天號裏的人都陸續地接見，每個人基本都能帶回煙來，也許是要送走了，看守所對已決犯的管理和搜身也是睜隻眼閉隻眼了。號裏的人都要求說：“宋哥，咱們要送走了，你想法進點酒咱們聚一下子。也許以後不知什麼時候能見麵了。再說，你死刑也改過來了，也該賀一賀。”
我說：“沒問題，菜我不管，酒我負責喝個夠，到時候別鬧事就行。”
“不會的，我們明天都給家裏捎信讓帶菜，就定在後天晚上，怎麼樣？”號裏人七嘴八舌，異常活躍，看得出來，平時他們是喝不到酒的，也饞夠嗆了。
7月8號，號裏僅有一兩個外地的沒來接見外，其餘的全部提出來接見。我們五、六個人剛走出看守所，從院子奔大鐵門旁邊的接見室走去。我發現，接見室門口站了很多的人。見我們走出來，從人群裏跑出一個小男孩兒直奔我們而來。由於受陽光的刺激，加之半年來我始終躺在鋪上看書，視力明顯地下降，於是，我順口問身邊的人：“跑過來的是誰家的孩子？”
張亞興說：“好像是我姐家的孩子！”
我說：“我家孩子也該有這麼大了。”話還沒落，小男孩兒離著有七、八米遠就伸著小手喊：“爸爸！”
我們走近了，小男孩兒一把就抱住了我的大腿。我急忙問：“誰的兒子，怎麼給我抱住了？”
在場的人依次地搖著頭。我見小孩男兒抱著我大腿不鬆開，就開玩笑地問：“你爸爸叫什麼名字？”
小男孩兒怯生生地說：“叫宋振嶺。”
“你叫什麼名字？”我忙問。
“宋興磊。”孩子答道。
我一把把孩子抱入懷中，自言自語地說：“我兒子！”逗得大夥哈哈大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