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春天，生活科發生一件不該發生的事情，一分監區的一名犯人刑期滿了，找分監區幹部要求釋放，可能分監區幹部看錯日期了，告訴他還沒到期，此後這名犯人找了兩次都給擋了回來。這名犯人找到了我，求我幫助給寫一封控告信，我說：“這件事情，我無法幫你，畢竟我還在監獄服刑，監獄多押你，是要給經濟賠償的。你現在隻要逐級地找就行，終歸會給你解決的，一但你釋放了，晚回去幾天，請個律師直接向法院起訴就行，你告的目的無非最終也是得兩個錢而已。”
這名犯人聽了我的建議，又連續地找監區、最後找到監獄獄政科，才把日期核實下來，結果多押了二十來天。
他釋放後，請律師幫寫了份訴訟狀，訴到了法院。監獄讓監區出麵解決，為了避免影響和主要領導受到處理，監區和分監區采取庭外合解的辦法，向這名犯人賠禮道歉並給了幾千元錢的經濟賠償，了結此事兒。
沒過幾天，主抓改造工作的王奎副教導員被提到監區教導員的崗位上，主要負責抓監區的政工。雖然提了半級，但不直接參予抓犯人的改造工作了。新上來的副教導員，就是一分監區指導員古曉亮。
古曉亮副教導員上任之後，重點也是抓各分監區的積委組長，新官上任三把火，各方麵工作抓的都比較緊，各分監區積委組長為了保個平安，暗地裏都向這位新副教導員表示表示。而我沒有那麼做，隻是改造中多加小心就是了。
然而，這位古教總認為，我不靠近他，有點太艮總想找機會治理我一下。
“五一”勞動節，監獄放假七天長假，放假前，古副教導員給各分監區積委組組長開了會，要求積委組長協助政府做好節日監管安全工作，每天積委組成員安排一名成員代班。分監區積極分子每天安排兩至三名值班。5月1日，我做為積委組長理所當然排在第一班，從5月1日早晨6點接班到5月2日早晨6點交班前後24個小時。2日早晨交完班後我沒有馬上睡覺，因為過節監獄每天兩頓飯，上午飯規定9點開飯，待開完飯後，我到前後院各個崗位轉悠了一遍，積委組長就是這樣，雖然代完班了，也應得保障其它日期的安全。巡查了一遍，院裏巡邏犯人和門衛犯人都在崗上，我才放心地回到監舍脫衣服睡覺。
我剛剛睡著不到半小時，2日代班的積委組成員，雜工組長王慶禮急忙扒拉我說：“大宋，快，古教導員在中隊辦公室叫你。”
我邊穿衣服邊問：“出什麼事兒了。”
王慶禮說：“今天胡教代班，來的時候，推咱大鐵門沒推開，看著裏麵上著鎖，便從大鐵門上跳進來了，進門衛一看，門衛值班的範寶才正坐在那閉著眼睛睡著了，古教二話沒說，用腳踢開門，氣呼呼地一邊奔辦公室走去一邊讓喊你。”
我穿完衣服，大致情況已經掌握了，急忙奔辦公室走去，當我報告後，進到辦公室時，古教正氣呼呼地在椅子上坐著看著我。
我問古教：“古教，您找我有事兒？”
古教說：“你是幹什麼吃的？”
我問：“咋地了，古教。”
古教說：“我問你，你是幹什麼的？”
“我是犯人哪！”我說。
古教說：“門衛值班期間，睡覺你知不知道。”
我說：“古教，我代了一天一宿的班，我也睡覺啊。”
古教一聽把腕上的手表擼下來放到桌子上，直奔我走來，邊走邊說：“你是不是積委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