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院住院住了一個半月，在此期間葛海燕兩次來監獄看我，每次給我存個幾百元錢。我著急出院，因為刑期短、需要抓緊掙分減刑。老鄉李永戈勸我說：“安心養病吧，你有這種病，也就能減一次刑，如果減兩次刑隻有拚命幹活，但身體不行，再說，像你累犯要六個月後才能考核給分。”
我說：“現在省局統一要求，集訓三個月後就給考核加分了，這個地方怎麼還這麼執行政策？”
李永戈說：“就別說那麼多了，犯人誰能改變得了。”
在病房的同室病友說：“牛屯監獄哪年都有打死人，泰興監獄有嗎？”
我搖搖頭，確實監獄太落後，三監區有個菊書亮的犯人，實際年齡才15、16歲，一看就是小孩，聽說隻是戶口寫著18歲，按理監區應請示監獄給做骨髓鑒定，然後送未成年人管教所、把他放到成人監獄是違法的。
我出院的第三天，監區就讓我出工勞動了，監區和分監區幹部一直把我當有錢主看待，曾多次用話點我，可以讓我幹什麼幹什麼？現在我已經沒有經曆去花錢改造了，再說，就算讓我去值班或當犯人教師，一個月隻能給個三等4分、五年刑期還是減不了兩次刑，何不寬鬆地，怎麼幹都穩當地減一次刑呢？
連續地出工我又病倒了，把我送到監獄衛生院，進行了搶救，隨後又住了半個月的院。出院後我找分監區幹警談，說我的病熬不了夜，一熬夜肯定犯病、分監區幹部說我裝病，消極怠工。我無言以對，社會主義監獄本該是個人性化的改造處所、而牛監獄是這麼個地方。和我一個分監區的汪學權，是回族，判六年刑，在監獄呆三年多了，每次開飯的時候，他隻是用白開水往下咽饅頭，連日來胸疼發燒。我問他：“你這三年多就這麼過來的？”
汪學權說：“啊，一直是白開水，饅頭。”
我說：“你的病十有八九是結核病，常期營養不良造成的，讓你家找一找監獄？”
他說：“誰明白啊。”
“我和你說，咱們省監獄局在西部地區，泰來監獄統一定點關押少數民族的監獄，食堂設有回民灶。這地方沒有，按理說監獄應把你轉走，你讓家裏人去找你們協會出頭找省局，一定會把你轉走的，你再這樣下去會沒命的。”
他聽後悄悄地向我要了省監獄局的地址。
晚飯後，我的心髒病又犯了，分監區組織犯人把我送到衛生院，當時值班的幹警姓沈，他讓犯護給我掛上氧氣，口裏含上硝酸甘油，但始終緩解不了疼痛。滿頭冒汗。
沈大夫說：“宋振嶺，不行，給你吃兩片去痛片？”
我一聽急了，去痛片怎麼能治心髒病，再說容易誤診啊。我說：“我疼的實在受不了。不行給我注射點嗎啡，能緩解緩解，如果非要給我吃去痛片，我就找獄長。”說著，我拔掉氧氣管、往外爬，要找獄長。
沈大夫一看，他給李獄長打了電話，這時監區主抓改造的鄭副監長也來了。我在門診室躺著的時候，幾名犯護進屋對我說：“宋振嶺，咱們都是改造的犯人，能過去就過吧，我們理解你，你說你把事情弄僵了，你還在這裏要呆幾年，你這病能離開衛生院嗎？”
兩名犯護一說，打消了我撕破臉皮的想法。李獄長來時，我隻要求給我用藥，。但沈大夫背後對獄長說我是裝病。鄭副監區長還請示給我帶上了手銬子和腳鐐子。留院觀察。
真是有理無處說。我氣得用頭直碰牆。
我住了四天院，就把我弄回監區了，加帶械具帶15天才解下來，解下來那天監區還讓我寫保證書，以後不許鬧了。宋振嶺心裏有屈叫不出來，我在泰興監獄改造十幾年，沒違過紀，沒押過禁閉，一直是改造積極的犯人，到了牛屯監獄，隻因為有心髒病卻弄個裝病泡病號的人。
解除械具沒幾天，汪學權死了。這是事先預料的，監獄每年上頭給一定的死亡率，但牛屯監獄嚴重超標，一年死29人之多。如果把這項做為考核監獄領導內容來講，也許會引起重視，我心裏想，一個短刑監獄每年的死亡率遠遠高於長刑監獄的死亡率，這是怎麼也解釋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