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學者托馬斯 戴伊說過:“大眾傳媒在告訴受眾應當如何思考方麵未必總是成功的,但在引導人們思考什麼方麵卻做得驚人的出色。”大多數民眾總是相信主流媒體的報道,因而新聞媒體才能對社會問題起到宣傳、放大和透視作用。媒體不僅可以促成國民情緒發生變化,而且可以引導民眾思考和質問政府在校車管理上的漏洞,使民意訴求集中表達出來。甘肅正寧校車事故中的遇難學生為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弱勢群體,事故發生要素與公眾的生活息息相關,以致事故一經報道就在短時間內得到了眾多人的關注與同情。同時在網絡媒體的持續討論與聲援下,校車事故不斷發酵,最終把公眾的政策訴求擺到了決策者台前。
甘肅正寧校車事故的發生正逢本屆國家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本屆政府因創新、親民、務實、廉潔的行政理念被民眾稱為平民政府。“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要求政府在今後的政策製定過程中更加注重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和遵循依法治國的原則。溫家寶總理在2012年2月中南海座談會上強調,各項工作要善始善終,能做的事情絕不拖延,能解決的問題絕不推脫。其中,特別提到校車安全問題。《校車安全管理條例》的出台是本屆政府“以人為本”理念的又一政策化體現,它順應了輿論要求,體現了親民姿態,也將會給本屆政府的政府工作報告畫上完滿的句號。
4.政策之窗開啟
“政策之窗是政策建議的倡導者提出其最得意的解決辦法的機會,或者是他們促使其特殊問題受到關注的機會。”當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彙合到一起,政策之窗就打開了。而當出現重大事件或產生強大政治流時,會加速政策之窗的開啟。一般而言,政策之窗並不經常打開,並且打開的時間不長,隻有獲得了較好機會並及時抓住機會的問題才能最終進入議程。其中,政策企業家扮演了重要作用。金登認為“政策企業家是那些為了自己所偏好的未來政策而願意投入自己資源的人。”甘肅正寧校車事故後,媒體和一些專家學者充當了政策企業家的角色。鑒於我國情況,中央或上級政府部門對問題的批示和關注程度往往對政策之窗的打開與否有重要影響。溫家寶總理責成國務院法製辦一個月內製訂校車安全條例,是《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得以火速出台的關鍵,也是政策企業家及條例出台的主要因素。2012年4月10日,《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向社會公布並開始實施,此時距正寧校車事故的發生僅5個月。
四 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運用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模型對校車基本製度的形成原因進行了分析。本次“《校車安全管理條例》的出台可概述為:重大校車事故的發生——媒體深度的追蹤報道——國家領導人的特別關注——公共輿論形成——政府在壓力下開啟政策之窗。由此得出結論:問題源流與政治源流是《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得以出台的兩個最為重要的支流,政策企業家在政策之窗的打開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金登的多源流理論較合理地解釋了我國政策議程設置實踐中的問題,對公共政策製訂的科學化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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