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紙幣的黃金時期。在此期間，紙幣成為中國的主要通貨，管理製度也有了新的發展。元朝特別製定了最早的信用貨幣條例《十四條畫》和《通行條畫》，設立鈔券提舉司壟斷貨幣發行，撥足絲和銀為鈔本來維持紙幣信用，允許民間以銀向政府儲備庫換鈔或以鈔向政府兌銀，同時嚴禁私自買賣金銀；確立交鈔的法償地位，所有鈔券均可完稅納糧，明令白銀和銅錢退出流通。如此定製，被後人視為銀本位紙幣製度的創立，在世界上尚屬首次。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過中國後，在1298年發表的遊記中驚奇地說：“紙幣流通於大汗統轄領域的各個地方，沒有人敢冒著生命危險拒絕支付使用……這些紙幣可以用來買賣任何東西，可以換取金條……可以斷言，大汗對財富的支配權，比任何君主都來得廣泛。”他詳細介紹了中國紙幣印製工藝和發行流通的情況，將紙幣介紹到了歐洲和世界。美國當代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他的《中國英才》（The Genius china）中說道，“最早的歐洲紙幣是受中國的影響，在1661年由瑞典發行”。
遺憾的是好景不長，元朝早熟的幣製，因為沒有配套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而悲劇性地走向了反麵。那個依靠爆發性武力而起，但如風而逝的龐大帝國，不存在權力製衡機製，也無力形成一個支持發展先進生產力的社會大環境；即便有了好的製度，也沒有可靠履行的保障。日趨腐化的元朝皇室，受到巨大短期收益的誘惑，又麵對連年對外用兵造成的財政壓力，很快就自壞成法，失信於民。短短二十年後，寶鈔便貶為原值的十分之一。之後，政府進一步濫發寶鈔，元末米價競比元初上漲六七萬倍。
明朝建立以後，先是嚐試推行了不設發行準備的信用紙幣大明寶鈔，但很快便因發行量過大開始膨脹貶值，成了無信用的信用紙幣。發行不及百年，其值僅為最初的千分之二三，民間視同廢紙，紙幣流通名存實亡。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明廷規定入庫一律為金銀，無異於宣判了寶鈔的死刑。
晚明對外貿易出現了大規模的淨輸出和白銀的淨流入，卻沒有買回相應的國際貿易產品。貨幣大量增加，導致通貨膨脹不止，窮人難以生存，中小生產者紛紛破產，而腐化貪婪日甚的特權階層卻變本加厲狂征暴斂。當時，上至皇帝、官僚，下至中小地主，競相搜刮積銀。正德、嘉靖時，權傾朝野的大臣劉瑾、朱寧、嚴嵩父子等所藏白銀亦皆千萬兩計。
明末強敵當前，天災人禍，社會動蕩，遼東等地戰局日漸惡化，社會生產力直線下滑，稅收卻不斷增加，“國富民窮”變成“國窮民窮唯官富”。人們對於國家民族前途信心黯淡，貨幣持有人（白銀所有者）越來越多地把白銀作為自保的儲備。整個社會中有大量貨幣沉澱，催生了通貨緊縮，生產投資更加疲弱，內需購買力日益萎縮。因此，在李自成抄掠北京城時出現了如此奇觀：平民餓殍遍野，官兵無餉養家，崇禎穿著破龍袍，而僅是北京官宦家裏，就抄出了至少3 700萬兩白銀。到了這個地步，明王朝的覆滅在所難免。
宋、元、明三代和金朝都用紙幣，都不能有效控製其發行數量，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災難。明朝雖主動廢棄紙幣，掉頭轉向，但一番努力仍告失敗，加速了王朝末日來臨。可以說，宋、元、明三朝的滅亡都同紙幣高度通貨膨脹有重要關聯。
貨幣過量發行導致毀滅性災難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前車可鑒。全球化時代世界經濟聯係日趨密切的今天，任何國家都不可小覷美元濫發的危害性。
清朝的貨幣製度回到了類似於明朝嘉靖年問的銀兩製度，維持著原始的金屬秤量貨幣製，即以金屬幣材本身的重量、成色及價值為基礎確定的交易媒介和儲藏手段。和信用紙幣相比，這確實是中國的倒退，但也是無奈的倒退。①直到鹹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直搗南京，國本動搖之際，清政府才發行大清寶鈔和戶部官票，以圖“濟銀之不足”，挽救嚴重的財政危機，但發行的鈔票並無本金，不能兌換有價值的金屬貨幣。盡管規定“銀票即是實銀，錢鈔即是製錢”，政府各種支出和稅收中搭收一半銀票，但由於紙幣沒有儲備保障，加之投放過多過驟，印刷技術落後（較宋元無甚長進），防偽較差，各地不予認真執行，甚至有外商在民間低價收購充抵關稅，使鈔票迅速貶值，加速通貨膨脹，成為社會一大累贅。十年後，即同治元年（1862年），清朝發行的紙幣便退m了曆史舞台。那時人們將寶鈔官票合稱為“鈔票”，這一稱呼一直沿用到了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