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中的農民文化心理探析
文學評論·現當代文學
作者：王愷燕
贛南師範學院研究生創新專項資金項目，項目編號：YCX13A001。
摘 要：莫言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鄉土中國的印記展現在作者的文學的言說方式中，小說中農民式的思維、農民式的狡黠作為莫言創作的一個鄉土特色為讀者所討論和讚賞，形成這種特點的原因有很多，莫言作家兼農民的雙重身份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
關鍵詞：反文明；狡黠；農民文化；雙重視角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1-0-01
“農民”——這一凝結著厚重的鄉土情結的稱謂，帶給中國的作家們無限的思考。中國的文學史上，寫農村題材的作家比比皆是，五四時期有“鄉土作家群”，解放戰爭時解放區的趙樹理、柳青，新時期的賈平凹、韓少功等等，他們讚美農村，讚美農民，他們也諷刺農村的惡習，農民的愚昧，現代文明的眼光讓他們將農村看做世外桃源或者落後的一隅。而莫言，這個地地道道的農村人，對農民的生活狀態、思考方式、精神麵貌非常熟悉，熟悉到他的創作中幾乎就是用農民的生活在生活，用農民的思維在思考。
一、反文明的姿態
《易經》中說：“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指的是文明是一種社會進步的狀態，與“野蠻”相對，而莫言的作品中，讚美的恰恰是這種與文明相對的“野蠻”狀態，這種狀態也被稱為原始狀態，是一種人性自由的體現，是力量的象征。莫言作品中反文明的姿態表現主要有三個方麵：第一，是對自然野性的讚美。《紅高粱》中蓬蓬勃勃的出現了“我爺爺”餘占鼇、“我奶奶”戴鳳蓮這樣具有自然野性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作者在轟轟烈烈的情愛世界和戰鬥中，使農民文化中的野性光彩奪目。原始生命的熱烈奔放促使“我爺爺”、“我奶奶”在一望無際的高粱地裏“野合”，“我爺爺”這個集匪氣與豪氣於一身的粗莽漢子用生命和鮮血捍衛高密黑土地，他們無法無天、任性妄為，狂野的如同原始的天神一般。第二，是作者對“種的退化”的一種隱隱的哀傷。“我爺爺”、“我奶奶”的時代尚且有民間英雄出現，那樣的廣闊天地總能出現那麼幾個英雄，司馬庫、餘占鼇的形象是所有高密人心中鐵骨錚錚的漢子，不管他們有多麼王八蛋，在人們的心中依然崇敬他們，而到了上官金童，這個永遠吊在女兒奶頭上的長不大的侏儒，人性中的野性在漸漸喪失，本真在流亡，退化了的種在一種無力與懦弱中獨自彷徨，找不出一條反抗的路，最後隻能皈依宗教的寧靜，無喜無憂，無所作為。第三，是作者對神仙鬼怪的敬畏。莫言生在高密東北鄉，這個地方本來就是狐鬼故事發生的根源地，有蒲鬆齡的《聊齋》為證。莫言的每部作品都有一些反文明的異常事件發生，就連走夜路都能碰到狐鬼纏身，他還說一個女人被說成狐狸精是對這個女人最高的讚美。在《豐乳肥臀》中將上官領弟因為愛情受挫的事件處理為讓這個純潔的女兒變成了“鳥仙”，無所不能，但又充滿悲傷的生活，最後墜崖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