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蕉葉上的信
××同誌：
連日秋雨，我在燈下給你寫信。今年八月中旬，××逝世，他的愛人檢點遺篋，發現他贈給我的詩：“魏武風流貽子孫，紅樓殘夢付賢昆。……”詩到我手，人已雲亡，這般光景，實在令人感動。昨天又收到×××的詩：“三十五年認舊蹤，幾番浮白幾談紅。細論功罪抨蘭墅，喜見勾萌生雪蕻。……”今天又收到你的信，問我：“石頭麵目幾時開？”……你們對我的長篇曆史人物小說《曹雪芹》這樣熱情關心，確是對我最有力的鞭策和鼓舞。你問我怎麼寫？我因病，無法細談，現在僅就幾個問題，來和你商榷。
解放後，由於黨和人民對於曹雪芹的重視，不斷提供和發現有關他的一些材料，那怕是點滴也好，或是一絲線索也好，都是極可喜的。專家和學者們的辛勤勞動，也豐富了我對曹雪芹的一些知識。毛澤東同誌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指示，使我有了一把金鑰匙。這些都提起了我寫作的勇氣。當然，也有障礙和阻力，比如：叛徒江青居然對美國人維特克說什麼：“這個榮國府統治集團裏母黨與父黨的鬥爭，母黨勝利了……”江青妄想把二百年前的《紅樓夢》歪曲成為為她作女皇夢而寫的。這種無恥讕言，對曹雪芹是莫大的汙辱。康熙、雍正、乾隆的宮廷帷幕，在曹雪芹手中都一一撕碎了，難道江青這個白蟻的小翅還能遮沒曹雪芹嗎？“曹雪芹的光輝是與世永存的”，是誰也撼動不了的。
曹雪芹生活的時代，在歐洲，正是從路易十四頭上摘下的王冠，戴在路易十五頭上的時候。在東方，正是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已經入侵印度的時候。在中國，正是西洋傳教士和商人已經踏上“天朝”大門的時候。自行船和機器人已經成為皇帝的玩好。最有趣的是：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年）英使進呈的機器人，能寫“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字。乾隆五十年法國司鐸加以改造，能寫滿蒙文字。在這頌歌的同時，至少有兩種相反的東西，也隨同進來。一種是：發條；一種是：鴉片。這確實是個變革的大時代。它是一個民族大揉合的時代；又是一個階級大分化的時代。它是一個受孕的時代，又是一個難產的時代。它是一個揮金如泥的盛世，又是一個錦繡成灰的前夕。把曹雪芹放在這個時代的漩渦裏來寫，想來你會同意的。曹雪芹是十分複雜的，他的靈魂深處，打著比哈姆雷特更深刻的烙印。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一劇中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詞：“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這個思想也折磨著他。上邊，他和宮廷鬥爭惡夢一般糾纏在一起；下邊，他和伶人走卒，市井庸夫傳奇似地聯結在一起。但他決不是一個懷疑者，更不是一個殉道者。他是一個發現者。他發現，所以他叛逆。
我想，你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在曹雪芹前麵有過王夫之、蒲鬆齡；和他同時代的有戴震、吳敬梓。他們通過社會實踐，樹立了崇高的思想典範。還可追溯到更遠一些，施耐庵、羅貫中、吳承恩、關漢卿、湯顯祖等，都曾為曹雪芹開辟了道路。然後，在曹雪芹手中建立起一座不朽的裏程碑。這不僅由於他的天才，也由於時代給他的各種才能和藝術的概括能力。這些人生長在不同的土壤上，還給土壤的影響也有所不同，相互的影響也有所差異。但是，他們都從屬於曆史發展中的一根紅線上。這點則是共同的。關於這一點，我還要引一段恩格斯的話：“在曆史上活動的許多個別願望在大多數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結果，因而它們的動機對全部結果來說同樣地隻有從屬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4頁）因此，怎樣來理解曹雪芹和他的時代，我們便不該象老黑格爾那樣天真，發現了希臘的“美好的個性形式”，便滿足了。至於對曹雪芹的曆史時代的全麵考察，當然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卻是我們大家必須做的。麵對這個問題，至少有兩個條件，對我們是有利的。這就是：曹雪芹為我們提供的曆史真實，比任何曆史教科書所提供的都要多；同地，我們有馬克思主義，隨時可以提高我們的思想和分析能力，使我們對曆史和曆史人物的客觀實際，能夠有正確的理解，能夠看到諸如“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看到“個人的憎惡，或者甚至是各種純粹個人的怪癖”等等以外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