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服膺這樣的話：
“在描寫曆史事件和人物性格時，必須具有真實性，代表時代的精神，把詩的想象跟哲學的理解以及心理的觀察有機地結合起來，不要在生活的‘田園的以及神話的趣味上’來描寫它，而要描寫它的真正的悲苦和歡樂。”（車爾尼雪夫斯基《關於杜勃羅留波夫》）
受能力的限製，做不到這些，對我來說，不足為怪。但，做不到，還可以繼續做。何況麵對同樣的題材，別人還可以做到呢!“雖不能致，心向往之。”我想這是可以允許的。中國有句古話：“拋磚引玉”，這對我也頗為合適。
現在，謹就《曹雪芹》上卷出版之際，借這個機會，就教於學者、專家和廣大讀者之前，說幾句話。
曹雪芹的家世，經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曹雪芹的身世、家世，和這個康乾盛世交融在一起，無法分割。也隻有這樣的曆史現實，才出現了這樣的一個曹雪芹。要描繪出一個活的曹雪芹來，不把他揉合到時代背景裏來寫，也就成為不可能的了。但是，處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不使前波後浪的史實淹沒曹雪芹，不使千頭萬緒的家史糾纏住曹雪芹，又使他本人不脫離開這個曆史的浪潮，這就使寫作遇到了很多困難。
愛因斯坦說：“從我自己痛苦的探索中，我了解前麵有許多死胡同，要朝著理解真正有重大意義的事物邁出有把握的一步，即使是很小的一步，也是很艱巨的。”對於我來說，艱巨是從幾方麵來的：曆史的，哲學的，對當時風俗習慣的無知，以及藝術技巧的不足，等等、等等，俯拾皆是。何況還有些實際困難。舉一個例子來說吧：陪伴曹雪芹的丫鬟，剛被讀者熟悉了，就要打發開去，因為他長大了，丫鬟也要調換，又不能單換個名兒就算數的，這都增加了沒法說清的困難。諸如此類的地方還很多。
一個走路的人，總是以他雙腳走過的實地來計算的。人類的曆史，也是以曾經生活過的時間積累而成的。因此，生活是不能割斷的，就如空間和時間是不能割斷的一樣。我們每個近代人身上都有著不同的痣，有的近似黑色的，有的近似棕色的，有的近似紅色的……它們就是我們遠祖的色素的再現。盡管如此，人的皮膚總是由野蠻到文明的標記；近代人的皮色，和他的遠祖的皮色，已經有著不容混淆的差異。我們的今天是從昨天來的，我們的昨天是今天的前奏。曹雪芹距離我們已有兩個世紀之久，我們對他以及他周圍的人物，即使把他複現出來，但光是就事論事不行，把他寫成當代人更不行。這就需要我們作出曆史的探討和評價，而恰巧我又是最缺乏這方麵的能力的。
恩格斯對如何理解曆史，給我們提供了精辟的見解。他分析過去的曆史家們經常陷入這樣的論點：“任何人的行動既然都是通過思維進行的，最終似乎都是以思維為基礎的了。”從而他們得出結論，比如認為在歐洲“如果獅心理查和菲力浦奧古斯特實行了貿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軍東征，那就可以避免五百年的貧窮和愚昧。”對於曆史上的一係列問題，都是照此看待。
同樣的，我們中國過去有一些人們，也認為如果接替康熙的不是雍正，而是“康熙第二”，那也就可以避免二百年的貧窮和愚昧了。“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較疏遠的、不從屬於思維的根源。”
同時，恩格斯又著重告訴我們：“與此有關的還有思想家們的一個荒謬觀念，這就是：因為我們否認在曆史上起作用的各種思想領域有獨立的曆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否認它們對曆史有任何影響。這是由於把原因和結果刻板地、非辯證地看做永恒對立的兩極，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卻，當一種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的時候，它也影響周圍的環境，甚至能夠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501、502頁《恩格斯致弗·梅林》。
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魯迅全集》第八卷，第348—35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這確實是給予曹雪芹的最適宜的曆史地位。同時，魯迅又說：“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論睜了眼看》，《魯迅全集》第一卷，第3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魯迅對於那些專會“圓夢”的文士們，說了這些話，也道破了曆史終會把人們納入正軌。曹雪芹的創作方法完全是創新的。我們試看《紅樓夢》中所用的“套頭”之類的東西，完全是敷衍應景才用的。如果把《紅樓夢》中“話說”、“且聽下回分解”一些詞語統統刪掉，反而隻覺得幹淨利落。這和別的章回小說不同，別的作者在這方麵是很賣力氣的，甚至要使它成為小說的引人入勝之處。可是《紅樓夢》不想憑依這個。曹雪芹在寫情寫景以及心理的分析刻劃上，完全沒有過去的章回小說任何程式化的東西。我們試把它和《安娜·卡列尼娜》、《紅與黑》放在一起對看，就不難看出，在這兩部開近代小說先河的作品之前，已有先河了。
曹雪芹多麼知道文學的力量!他在寶琴的十首《懷古詩》裏，特意安插上《西廂記》和《牡丹亭》的情節和史實並列；又借寶釵之口說它“無考”，寶釵要另換兩首。黛玉拆穿她的伎倆，認為那是“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咱們？”接著，曹雪芹又要李紈為這兩部書爭地位，說這是“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應該予以承認。在這裏，曹雪芹聲明它們已是和人民血肉相連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既成為人民的精神力量，也成為人民的物質力量，任憑裝聾作啞，也是無法予以抹殺的！因此，我們不難看見，曹雪芹已預見到他所創造的林黛玉和賈寶玉，也將成為和王昭君、西施等曆史人物並列的人物了。可見曹雪芹對文藝事業，有著何等的卓見特識。他在十首《懷古詩》裏，以《西廂記》為二軸，以《牡丹亭》為壓卷，也可見他對《西廂記》、《牡丹亭》心許之深，向往之重了！
我們都知道，“曹雪芹”也和《紅樓夢》三個字一樣，是家諭戶曉了的。曹雪芹已成為人民的兒子。至於他應該叫曹雪芹，或者應該叫曹霑，正如《紅樓夢》應該叫《紅樓夢》，還是應該叫《石頭記》，這都成為次要的了。
也正如“荷馬”是個行吟詩人的名字，還是幾個詩歌的收集者的共名，這都不妨礙我們對希臘史詩的欣賞，也無損於荷馬的形象——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盲詩人的偉大形象。
通過《紅樓夢》，使人們心目中對曹雪芹已經具備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已經活在我們的心裏，人們都在心中早已為他立起了不朽的豐碑。這印象和豐碑，經過時間巨浪的洗磨，將更加豐富、更加高大起來。而且，每個人都會按照自己的理解，創作出一個曹雪芹的形象來。我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罷了。我所追求的，不過是要求盡可能地忠實於曆史的真實。但是，對於細節的真實的處理，它要通過形象來使人得到感動。這就不能不在曆史的真實上予以藝術的加工，處理方麵也就不盡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