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老板自幼生長在廣東農村，初中畢業後參軍入伍，服役五年後回鄉務農，改革開放後棄農經商，靠著一股草莽勇氣淘得第一桶黃金，後來，生意越做越大，終於辦起了自己的工廠，經過十年努力，工廠從最初的30人發展到1000人的規模，在盧老板身上，有著一種濃厚的草莽商人的悍氣。
錢總又發現，公司還有一個奇怪的規定：每名中層以上幹部每月要扣除20%工資，為防止幹部們有不軌行為，待年終時再一次性退還，如有人有貪腐行為則予以開除，同時扣除那20%工資，這讓錢總產生了一種苦澀的感覺。錢總於北京人民大學哲學專業畢業，又攻讀本校管理科學與工程碩士學位，七年多的高教生活形成了極強的人權思想、社會正義價值觀念以及民主理想主義精神，對於這種踐踏人權的做法本能地感到厭惡，錢總告之盧老板，希望能夠廢除這種做法。
盧老板說：“雖然我們平常扣除了幹部的20%工資，但是，年終時都會全部返還給他們，隻有中途有人存在不法行為時才會予以扣除，對幹部們並沒有什麼傷害，相反，還能夠躲避20%工資稅，幹部們都已經習慣了這樣，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一些有賭博習慣而又手氣臭的幹部說，公司保住了他們20%的工資，否則，春節返鄉時連路費都沒了。”錢總聽罷啞口無言。
一段時間後，錢總又發現了一個新問題：公司為廣東籍員工繳納社會保險費，而對外地戶口員工一律不繳納社會保險，於是，錢總找了個適當的機會向盧老板談了自己對此事相反的看法，希望公司能夠消除戶籍歧視，給予外省戶口與廣東戶口員工同樣待遇。盧老板說：“戶籍製度是政府規定的，外地戶口員工一般不願意公司為其交社保，因為他們一般流動性很高，雖然現在可以把社保金轉入戶籍所在地，但隨著社會流動人口的增加，很多人的永久居住地並不是戶籍所在地，比如，一對四川戶口夫妻來深圳經商，在深圳購房永久定居，女方從深圳來廣州打工，她的社保金並不能從廣州轉到深圳。所以，員工並不希望公司為他交社保金，因為交納社保金，自己也要出一部分錢，如果有一天他離開公司，扣除的那一部分錢無法退回。你到廣州社保局門口去看一下，每天退社保金的外來工都大排長龍。並不是公司不為員工繳社保金，而是國家的戶籍製度造成了今天這種局麵，要解決這個問題你要找國務院總理談一下才行。”老板一席話說得錢總啞口無言，自然，錢總不可能去找國務院總理討論廢除中國戶籍製度的問題。
D公司產品80%銷往歐美國家，歐美國家客戶經常會委派第三方人權認證機構來公司進行員工人權保障方麵的“驗廠”工作，盧老板覺得，錢總作為公司聘請的總經理，並不總站在公司角度考慮問題，相反，每次所提的問題都像是“驗廠”第三方公司提出的種種保護人權的要求，因此，心中頗為不快。
一次，一位貴州籍員工在下班回宿舍時不慎摔斷了胳膊，缺少法律保護意識的員工找到行政部辦理了離職手續，準備回家治傷。錢總認為，按照國家勞動法，員工在上下班途中意外受傷屬於工傷，企業應該承擔醫療費用，便下令行政部為該員工辦理入院治療手續，盧老板得知後馬上叫停，並對錢總說：“他自己都沒有提出要公司負擔醫療費，我們千萬不要去淌這個渾水，他要回家，就把工資結給讓他趕緊走人。”錢總說：“他沒有提出來是因為他受教育少、沒有法律意識，但是，我們不能因為他是農村人就把我們應負的責任推得一幹二淨，這樣做與舊上海的血汗資本家有什麼區別？！”盧老板不耐煩地下令錢總不要再過問此事，又吩咐行政部經理為員工買了回家車票把他打發離開了廣州。錢總則感到心中陣陣絞痛。
D公司有一個十多年來的傳統做法，每到公司成立周年慶典紀念日時，便會發函給公司各供應商，要求供應商讚助公司慶典活動費用，多則5000元，少則2000元，每年周年慶典都能夠籌到5萬元左右的讚助費，而收到款項的D公司從來不真正舉辦慶典活動，供應商們對此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錢總認為，這實際上是一種商業敲詐行為，便在一次正式會議上下令廢除向供應商索取讚助費的傳統做法。決議生效後，盧老板雖未公開表示反對，但心中卻對錢總行為大不理解，這一做法持續了十年，所有供應商已經習慣，而且，D公司也還一直在給國內一些大客戶提供商業讚助，這樣一來公司就隻出不進，盧老板對錢總的這種“維護社會正義”的做法大為不滿。
一次，行政部經理來報，車間發現一名童工，冒用他人身份證進廠工作已經半年時間，該童工年僅15歲半，距國家勞動法規定的用工年齡標準還差整整六個月，於是，錢總下令行政部馬上將工資結算給這位童工，並讓其馬上辭職。盧老板得知此事後對錢總說：“現在招工很難，全國各地都用工荒，招來一個員工不容易，這孩子雖然才15歲半，但是半年後就16歲了，讓他在廠裏再幹上半年，問題不就解決了嗎？”錢總說：“我擔心在這半年內有政府勞動部門來工廠查訪，有國外客戶派人來人權驗廠時發現這件事怎麼辦？”盧總說：“那還不簡單，來人檢查時讓他待在宿舍裏不去車間不就行了嗎？我當年就是15歲謊報18歲去當兵，幹了五年不也回來了，不也是活得有滋有味的嗎？”最後仍以盧老板意見為準，仍然決定“收藏”這位小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