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談安陽殷墟發掘工作者對中國考古學的精神建設
董敏父親董作賓（1895—1963）壯年時代從事安陽殷墟發掘，畢生致力於甲骨學研究，被學術界譽為“殷墟發掘的開創人，一代甲骨學大師”，與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並列為“甲骨四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先父和李濟、郭寶均、梁思永、石璋如、尹達諸先生對安陽小屯殷墟進行了科學發掘。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他們勤奮忘我，堅持不懈，努力作業，打開了殷墟寶藏，為悠久的中華文明曆史增添了光輝色彩。不但如此，在艱苦的作業中，他們自覺發揚中國民眾和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嚴格約束自己，形成了一係列行為規範和作業準則，加強了中國考古學隊伍的精神建設。不少規範和準則，至今仍為海峽兩岸考古工作者所遵守。
去年秋天（2008年10月），我從台北來安陽出席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殷商文化學會、安陽市人民政府、安陽師範學院等部門聯合舉辦的“世界文化遺產殷墟考古發掘八十周年暨考古與文化遺產論壇”。緬懷先輩們艱苦創業，構築中國近代考古學基礎，是會上的中心話題之一。在會上見到從北京來出席會議的李濟公子李光謨、胡厚宣公子胡振宇和梁思永的女兒等。大家久違重逢，敘新話舊，分外高興。談話中自然少不了上麵的話題，大家都有共識：老一輩人的作風傳統，規範準則值得我們學習，在今天更要發揚光大。
江蘇文藝出版社要為先父立傳我很高興，敬佩感謝出版部門對學術文化的重視。作者郭勝強先生讓我寫序，現就個人有限的認知，對學者們的工作態度和行為規範準則及他們互相之間的砥礪、不斷進取的精神，加以綜合性的介紹，權作序言吧。
（一） 從向勞動人民學習到安貞堅忍的抗戰精神
從1928年10月中國科學考古工作在河南安陽小屯邁出了第一步，向中華文明的黃土層挖下第一鋤頭，到今天已過了八十年。這段歲月中，雖曆經戰亂災難的阻撓破壞，但是在考古文化的學術研究上，不斷地向世人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這是大家有目共睹和令人敬佩的！
1928年10月13日，先父董作賓和郭寶鈞伯伯率領工作人員三十餘人（包括民工），在安陽小屯以北洹河岸邊的沙丘附近，鏟下了中國科學考古的第一鏟黃土。“本擬用打坑之法，原計劃作四方丈之正方形，本為麵積較大，則深處光線充足，可以隨時攝影。今曆觀村人挖掘之處皆為長方形，長約七八尺，寬約二三尺。蓋長方之形有四便：一、 長處可以容鐵鍁，抓鉤之上下簸揚。二、 寬處可以架轆轤，以便坑深時起土。三、 兩旁挖小窟即可上下，不須階梯。四、 坑中土堆於四旁，填土時不至費力。有此四便，吾等乃決定舍正方式而采長方式……”
由此可見，這些中央政府派來的學者“大員”，初臨小屯就虛心地向當地的勞動人民學習，吸取發掘的勞動經驗，同時更不斷地向當地有經驗的人請益。
開始發掘一整日也沒有找到一片甲骨文，就向一位老工友請教，自老工友之口中乃得此沙丘之真相：此工人蓋老於挖古物者，沙丘上之十坑，皆其一手所造成。據雲沙丘下絕無字骨，間或可得骨箭頭。言之鑿鑿，確係經驗之談。餘至此始悟受人之騙，而平翻沙丘之計劃，亦同時一筆鉤（勾）消矣。工作一日，餘等甚覺“輪廓求法”之迂遠，思有以改進之。同時又發現挖天花粉之農人，方餘等在穀地工作，見地畔有挖天花粉者，其法以長丈之木把鏟子一支，向地下打洞。鏟子長約七八寸寬四五寸，鏟平麵異於洛陽挖古物者“搗窟”所用之瓦形鏟（注：俗稱洛陽鏟）。彼等見地麵有天花粉之苗，即緣其枝幹向下求其根，根即天花粉也。其所打之洞，方數寸，如鏟之大小，洞直下，稍傾斜，深者，盡其把，約一丈。掘出之土則散置洞旁。吾等見其所拙土色之異，思有以利用之，乃相約明日為餘等工作，工資如村人。……此後即改“輪廓”之法（由外而內）為集中之法（由內而外），再加上“天花粉”鏟打探之法可知一丈內之土色計。……但是結果此三法皆未盡全功而失敗，……因其全屬理想之故，此後更當利用村人之經驗，而舍棄個人理想。
難怪孔老夫子說要“不恥下問”，“三人行，必有吾師”，實地向勞動人民學習，不斷改進發掘方法，終於取得了成果。
當時工作人員十分辛苦，第一次安陽發掘工作共十八天，因小屯有匪患，不敢村居，往返工地日須步行十餘裏。“又同事諸君皆耐勞吃苦，每日午餐，僅分食饅頭，略飲茶水，或者添煮稀粥，即能飽食一頓踴躍工作，此種精神，亦至可佩，故此次工作之費用，除購置測量照相用具由上海所支付外，在安陽挖掘所用之款，僅三百五十餘元。（附注：當時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長共撥發掘經費一千元整。而此次發掘共得有字甲五百五十五件，字骨二百二十九件）”
到了1942年抗戰中期，這一批考古學者們，維護著安陽發掘的文物，在西南大後方輾轉遷徙，最後遷移到長江上遊的四川李莊山中的板栗坳山村中。當時生活異常艱苦，大家的日子是這樣過的：……平常，如果兩三人相聚，總會談到物價問題。物價，隻敢談吃的，穿的早就夠不上談了……從雲南搬來才一年又八個月，你看，物價又漲得多麼凶……柴五倍，米六倍，七倍麵，糖、肉八倍，肥皂九倍，餅幹十倍。這些都是日用必須（需）之品。至於布，以陰丹士林為例，初來時兩塊錢一尺，現在已漲到十八塊了。大家常談：衣食住行，人生四要：衣是添不了；住是可以將就的；行根本談不上；一動也不敢動了；……肉是飯桌上不常見的東西，如果有一家殺隻雞或買一條水鼻子（魚），甚至大夥食團吃一頓炸醬麵，那簡直是山村裏的重要新聞了。因此，大家在鬧著營養不良，害“李莊熱”，每一個人，都要減輕體重三五磅，甚至十五磅，二十磅。人是瘦了，而且個個麵有菜色。於是大家在想：菜色大概是吃素菜的生病罷？不然，何以人們麵無肉色呢？
窮，君子固窮，除了小孩子想吃肉，想吃餅幹（注：我就好想！當年筆者六歲），太太們深感沒有錢買她想買的東西之外，大家卻蠻不在乎。自然，都知道在這抗建的大時代，後方工作者應該要苦的。他們不但能安貧，而且能樂道。他們各人在自己的牛角尖中，別有天地非人間，大可以怡性悅情，安身立命，於是讚之不已，直到老夫子那樣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栗峰生活，論個性是很強的，盡管有那些男的男朋友，女的女朋友，小的小朋友，以及先生怕太太，太太怕先生之類，形形色色，花樣許多，我這裏且不說他，但也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治學的興趣都非常濃厚，無論物質生活如何艱苦，精神生活總是愉快的。詩人說：貧儒未餓死，國恩寧怨嗟！不錯，這一群人縱然在挨窮，確也還能夠維護國家學術文化於不墜，而保持著儒者弦誦不輟的精神。父親的這段話刻骨銘心，我有難忘的經曆和深切的體會。艱苦的生活固然不會忘記，父輩們在艱苦的條件下努力地工作更不會忘記。在寂寞的小山村，在昏暗的油燈下，父親日複一日地寫作《殷曆譜》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1944年英國科技史學者李約瑟曾訪問李莊和栗峰，他很敬佩這些學者們的敬業精神，他感歎地說：要是在西方國家裏，生活條件如此艱苦，學者們早就放棄學術研究的工作，而去自求溫飽了！
（二） 為中國考古工作者建立的標準守則
李濟伯伯曾說過：“董先生，梁思永先生和我對於現代考古學都有一個同樣的信仰，同樣的看法。我們三個人以及其他一塊兒從事田野工作的同仁都認為近代考古學雖然應該接受不少的，過去的固有傳統，但有一點我們是應該革新的。這一點就是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把我們研究的對象，當做古玩或古董看待。我們共同的認識是埋藏在地下的古物都是公有的財產；它們在文化上和學術上的意義及價值最大；沒有任何私人可以負荷保管它們的責任，所以一切都應該歸公家保管。當我最初把這個意思告訴董先生，也就是我第一次與董先生見麵商量時，我就得到他無條件的合作。以後梁思永先生與其他考古組的同仁都熱烈支持這一立場。……我們不但促成了《古物保管法》的頒布與實施，在實行上我們這些從事田野考古的人，藉安陽發掘這一工作，對古物的所有權，即國有的觀念，做了一次充分而強力的發揮。……凡是參加這一工作的同仁，可以說沒有自己收藏過古物……”“玩古董的人們隻是要把它們的流通當做一票高尚的買賣；它們的學術價值是次要的。因此，一般的人都把地下的古物，當做錢財看待。這一看法也是一般知識階級中最盛行的。現代考古學的出發點都完全是一種學術觀點。一個考古學家對一件地下器物價值之衡量根據，是百分之百的學術性的。所以一塊破骨頭或者一片破陶器的發現，往往比一件完整的銅器更重要，一切要看這些器物對於學術的研究，是否可以增加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