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考古工作者的守則，通俗一點說，正如俗話說的考古的人不收藏古物，管圖書館的人不自藏書，而研究民俗藝術的人也不收藏標本！不隻是避免瓜田李下之嫌，而是和古董商、古玩家的見識，有天壤之別。
這一觀念的認識與確立，也成為八十多年來中國現代考古學者們一脈相傳的守則……夏鼐先生就曾當麵斥罵一位在古董攤上買古玩的學生。我想夏老師不是怕學生會玩物喪誌吧，實際上是怕學生違反了考古工作者的傳統守則。
考古學界製止了，而民間私人收藏之風依舊，這就導致了盜掘古物之風的泛濫。其實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對殷墟進行發掘期間，盜掘就沒有停止。到1937年日寇侵華，安陽發掘工作在第十五次後被迫停止，這時安陽盜掘古物之風更加盛行。盜掘者公然貼出標語，反對殷墟發掘工作。標語有“打倒摧殘人民生計的董（指先生）梁（梁思永）！”“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雲雲。奸商土劣乃倡議以盜掘物一部分捐出，成立古物保存所，遂大舉挖掘，更無忌憚矣。父親對之嗤之以鼻，針鋒相對予以揭露，《平廬影譜》輯有劫餘之物照片多幅，先父題曰“百姓之燈”以對逆流曝光。
（三） 考古資料研究的公開，與檢討刊布學術研究成果
這裏舉一個例子，在第三次安陽發掘的時候，先父挖出來的大龜四版，是最早科學發掘出土的帶有較多文字的原始資料，它們都保存得比較完整，而又附有精確的出土記錄，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於是發現的新聞很快就轟動了國內外學術界。那時候的郭沫若正在日本，編他的《卜辭通纂》，他聽到了這個消息，就向史語所寫了一封很客氣的信，要求先看大龜四版的拓片，並希望史語所能將這拓片贈送他一全份。因為先父是這大龜四版的發現人及田野工作的記錄者，所以所長傅孟真先生就問先父的意見；當然他也已征求了李濟先生的意見。很快地就答應了郭沫若的請求，把這些尚沒有發表過的拓片撿出一全份送給他作研究資料。李濟伯伯也說道：“實際上傅孟真先生的決定和我的讚助也是根據彥堂先生的態度而定的。假如他有絲毫不願意的表示，大概這四張拓片是不會送給郭氏的，但是彥堂很慷慨，沒有任何不願意的表示。”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出人意料之外，聰明的郭沫若得到了這四張拓片，就把它們作了斷然的處理，編入他的《卜辭通纂》；一切都安排好，並且付印了，才寫信告訴史語所他的這一計劃。這件事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尤其是傅孟真和李濟甚為尷尬，感到對不起先父。但先父並不在意，也正如李濟伯伯所說：“不過最後我們認為學術是公開的事業，凡是能夠利用這項資料的人，我們就應該盡力協助他，我們不能根據純法理的觀點處理，所以也就讓這件事過去了。”
在《卜辭通纂》的序文中郭沫若寫到大抵卜辭研究自羅、王而外，以董氏所獲為多。董氏之貢獻在與李濟之博士同開出殷墟發掘之新紀元；其所為文如大龜四版考釋，及甲骨年表，均為有益之作也。懷疑甲骨者之口已被問執，即骨（古）董趣味之劉、羅時代亦早見超越矣。其後記曰：“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複誦讀數遍，既感紉其高誼，複驚佩其卓識，如是是有係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文分十項，如前序中所言，其全體幾為創見所充滿。……”對郭氏的讚揚，先父也不以為然。
這是由大龜四版資料的公開交流所引發學者們之間的漣漪之一斑，至於安陽發掘考古資料的發表，更是出人意料的多災多難。僅就甲骨文的資料來說，1928至1934年安陽第一次到第九次發掘所得甲骨資料拓片共計3938號，其中甲2513號，骨1425號，編輯成《殷墟文字甲編》，1937年就編輯完稿，而且照相製版工作完成待印時，承印的商務印書館上海滬東印書局，卻毀於日軍的炮火。後來到1939年，又在香港的商務印書館重印，書印好了，因郵寄費太貴，存於香港倉庫，又毀於日軍的侵占，以至於一直到抗戰勝利，才於1947年在上海印出，前後曆時二十年。不知實情的人，早就開罵史語所獨占資料不公開發表……“秘藏積中，包而不辨”。卻不知該挨罵的是侵華日軍。
而安陽殷墟發掘第十三次到第十五次的甲骨文，主要是在第十三次發掘工作最後一天收工時發現的YH127坑有三噸多重的甲骨堆。在田野間甲骨層幹裂，所以花了大力搬到南京史語所內，進行室內發掘，曆時三個月，清理出甲骨一萬七千零九十六片，其中完整的字甲就有三百多件。還來不及做編號等後續工作，日軍在毀了上海的《殷墟文字甲編》後，又一路殺到南京。以至於“乙編”的材料匆忙裝箱水運漢口，再陸運經長沙、桂林、昆明，最後到達李莊。一路上這些木箱，都是人力粗工搬運，上下舟車很難保證安全。等到1940年在昆明龍頭村，暫時安定下來，就開箱整理，才發現原先整整齊齊的紙盒，都已破損混雜，而三百多片原來完整的甲骨，不但裂為碎片，而且上下混雜，亂散箱內。看到這些國寶的破碎，真令人欲哭無淚！整理工作仍由高去尋、胡厚宣二先生清理編號，再由楊若芝小姐拓片，最後交由父親摹寫。
這四人工作小組，日夜工作，每晚工作到十點。父親曾記錄下在龍頭村的工作實況：工作地點的逼窄，局促在一個屋簷之下，實在無法作排列黏兌的工作，於是把原在一盒的碎片編為一號，以便將來傳拓時再為黏兌，但是紙盒經過了三年的潮濕，萬裏的震蕩，多已黴爛破壞，因而互相混雜，不易分辨。說起來真是罪過，在南京整理時那樣細心，每一盒都是一個完整的龜版，至少有三百盒，現在經過屢次搬運，已黏兌好的，也都四分五裂，七零八落了，直到在四川李莊時拓印編輯，仍然不能恢複完整之舊；這使我極感不安！希望讀此書者，原諒它是國家多難時的產兒，自己再下番拚合的工夫，好在所缺的隻是無字部分，有字的殘片，已盡量收入乙編中了。如此看來甲骨文從殷商入土安息了三千年，近百年出土重見天日後，也沒有過過安寧太平的日子！
（四） 自由辯論與科係整合
在史語所裏，先父也有很多抬杠的朋友，即傅孟真先生在他的《殷曆譜·序》中所說的若幹常無義而強與之辯，以破寂焉的朋友，故反其說，說而不休，益之以怪的朋友，以及強作解人的朋友。傅斯年伯伯對此十分讚賞，說：這些非職業性的自由的辯論對純學術的研究，往往有很大的益處，因為隻有如此方能得到所謂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境界，我記得很清楚，他（指父親）研究曆法的基本觀念：即點，線，段三原則，就是在這種抬杠式的自由討論中發展出來的，而貢獻這基本觀念的人卻不止我一個。這一類的討論，尤其是在田野工作的時候發展得最熱鬧……這一情形很具體的證明了一件事，即近代的學術工作大半都是集體的，每一件有益思想的發展，固然靠天才的領悟和推動，更重要的是集體合作的實驗，找證據，以及複勘。隻有在這類的氣氛中，現代學術才有紮根生苗的希望。現代的考古學必須與其他的科學相結合，共同研究，也就所謂的科係整合，方能得到正確的結論與成果，現舉當時中央研究院內各所間合作研討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