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遷居台灣與執教香港 三、 “歸骨田橫之島”——哭別孟真
李敖一向招惹是非，愛管閑事愛罵人，以罵人為最大快樂，台灣大學校長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就是被罵者之一。李敖曾抨擊傅斯年：史語所這類畸形發展的現象，和它的領導人物很有關係。它的第一任所長傅斯年才氣過人，可是霸氣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歡的，又多是唯唯諾諾的人兒。這種現象，按說是一切獨裁者必然落到的結果……使得許多人對他都不得不作偽，正如陶孟和所說的：“胖貓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小耗子，這幾天斂跡了。”也如董作賓所說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時，工作效率果然有些不同”。所以從董作賓開始，史語所就一種偽風。李敖的話說對了一半，有“傅大炮”之雅稱的傅斯年確實是才氣過人，霸氣十足，從不掩飾，敢說敢為，要不然在抗戰時期作為國民參政員怎能一連搬倒孔祥熙、宋子文兩個行政院長；要不然怎能敢直麵怒斥日偽淪陷時期偽北京大學教授容庚、周作人之輩；要不然在遷台之初怎能在蔣介石接待美國特使麥克阿瑟時，敢與蔣介石平起平坐，還叼著大煙鬥蹺起二郎腿……
傅斯年和夫人俞大綵、兒子傅仁軌
說傅斯年不能容納人才就略差矣，他的下屬、那位高傲的“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當麵教訓傅斯年是“三等人才”，使他目瞪口呆了半天，還說了聲謝謝。那位才思敏捷，能言善辯的語言學家董同龢，常常當著眾人的麵與他辯論，往往將他駁得麵紅耳赤，無言以對。事後李方桂、董同龢仍然做他們的專任研究員，李方桂還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要是在其他部門或單位，他們早就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起碼也得給個合理小鞋，讓你吃不了兜著走，院士是當不成的。
在史語所傅斯年確實是愛發火，愛訓人，就連對董作賓這樣老資格的研究員也不留情麵。但是，在史語所他給同仁更多的是關心、愛護，這是同仁們永遠不能忘懷的，正如董作賓所說：“其實，孟真先生對朋友，對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愛他之處在此，就是受過‘訓’的年輕人，敬同畏卻又壓住了他們的‘愛’。這正足以說明了孟真先生辦史語所的貢獻之一。”在李莊生活最困難的時候，傅斯年每餐隻能吃一盤“藤藤菜”，有時隻喝稀飯。實在接濟不上，就賣書度日。傅斯年嗜藏書，平日之積蓄，全部用在買書上，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肯賣書的。他賣書換來糧食，除解決自己的燃眉之急外，還周濟同仁。董作賓曾詳細記述了傅斯年在四川時的情況：那時他常在重慶專任參政員，有時名為回所養病，實際上一會兒也閑不住，他忙著督促指導各部分的研究工作；他忙著審核論文，編印集刊，他已編成了集五大冊六十萬字的論文；他忙著和同事們討論每個人跟他自己要研究的問題；他忙著替朋友和同事們買藥，請大夫治病；他忙著和朋友們擺龍門鎮，討論天下國家大事，或者寫信給朋友吵嘴；他忙著到大廚房去拍蒼蠅，或者叫人鋤路旁的野草，把茅廁裏多撒石灰；他忙著為同事買米，買布，買肥皂等等；他忙著一切的一切。有時似乎是清閑了，他又忙著找密斯特王下盤象棋。他的血壓，如果下降到１２０—１６０左右時，他老是這樣的忙著。同仁們不會忘記，在四川李莊全所人員的生活每況愈下，麵臨著絕糧斷炊的艱難局麵時，向來目空一切、對地方官員不屑一顧的傅斯年，不得不低聲下氣，打躬作揖，低頭向地方官員求援。
同仁們不會忘記，在四川李莊，梁氏兄弟麵臨窘境，梁思永、林徽因叔嫂二人沉屙舊疾同時複發，傅斯年千方百計接濟他們的生活，改善居住條件以利養病。看到自己實在無能為力，就在十餘天內一連三次向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等寫信，爭取到專項救濟經費，解一時燃眉之急。
同仁們不會忘記，史語所整體向台灣搬遷時，逯欽立因妻子的反對不去台灣，傅斯年一麵生氣惱怒，一麵扛著老臉為他介紹了到廣西大學任教的工作。
同仁們不會忘記，傅斯年的“拔尖主義”，為史語所選拔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後起之秀，經嚴格要求、訓練、培養，使他們都成為棟梁之才，造就了一代學術精英。正如張光直在《懷念高去尋先生》一文中所說：“三四十年代的曆史語言研究所是一個人才彙聚的寶庫。所長傅斯年先生雄才大略，學問眼光好，又有政治力量和手腕。他以‘拔尖主義’的原則，遍采全國各大學年輕菁英學者……高去尋、勞榦、丁聲樹、張政烺、陳槃、董同龢、嚴耕望等先生都可謂代表。這批人才的初集，可以說是傅斯年先生對中國史學上的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