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第三次調任兩江總督時，他對製造總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後來他到上海再次視察了江南製造總局，這時，江南共造輪船四艘，這是曾國藩辦洋務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與此同時，曾國藩認識到，洋人在製造機器時，用數字做推算，以圖紙做記錄。然而，由於中西方語言存在極大的差異，中國人雖然每天與機器打交道，卻不清楚機器的使用、製造原理。因此，他認為唯有翻譯才可以解決這一難題。1867年，他在“機器母廠”特設翻譯館，聘請了一些外國有名的翻譯以及徐壽、華蘅芳等主持翻譯，該翻譯館為造船業帶來了許多便利，也是中國政府創辦的曆時最久、出書最多、影響最大的翻譯館。
同治末年，該翻譯館已經譯有書籍10種，到光緒末年，已經達到一百七十餘種。翻譯的範圍很廣，包括算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天文、地理、曆史、政治、交涉、兵製、兵學、船政、工程、學務、農學、礦學、商學、醫學、圖學、格致等各個領域，這不僅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也使江南製造總局成為了中國近代工業基地，也成為了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擴散中心，這對推動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西學東漸、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
曾國藩不愧是一位具有遠見的政治家，雖然是一介書生出身，但是，他在事業上卻表現出超前的眼光與膽識。學無定法，能者為師，更展現出他的開明。
5 讀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曾國藩為官與人生上的成功，無不來源於他為人處世的智慧與所受的教育以及學到的知識。他的求學經曆比較複雜，但是，他有著堅定不移的學習信念與毅力，他的一生都在學習，並且很有造詣，因此，他被譽為晚清著名的理學家之一。
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為學之道，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唯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唯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譏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講理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講漢學者，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皆狂不知自量之習。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今衡閱鄉、會試卷，所定甲乙，豈有當哉！善學者，於古人之書義一一虛心涵詠而不妄加評騭，斯可哉！”
曾國藩生平處世與為官的經曆無不與讀書有關，可以說，他在處世與為官方麵的成功，也是他讀書的成功。他學習有方，通過不斷地讀書，他走上了仕宦之途，結識了許多良才益友，積極興辦了新型事業，領會了行軍打仗之術，實踐了報效國家、明道經世的宏偉誌向。
曾國藩出生在一個耕讀家庭，父親對他們兄弟幾人的教育很嚴格，他們從小就在父親的私塾裏讀書。曾國藩9歲時已經讀完了五經，15歲時，能夠背誦《周禮》、《禮儀》，並且還細讀了《史記》與《文選》。曾國藩早年所讀之書是他一生學問的基礎，家庭教育的熏陶使他少年時就很顯達，更重要的是，他把讀書當做一生的追求，他發奮苦讀書，讀書成為了他生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1936年，曾國藩會試落第，他感覺自己功力欠深，便動身返鄉。路過睢寧時，曾國藩遇到了知縣易作梅，他與曾國藩的祖父、父親都非常熟悉，與曾國藩也熟悉。他熱情招待了曾國藩，並且借給他一百兩銀子做路費盤纏。曾國藩非常感激，路過金陵時，他在一個書肆看到了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便愛不釋手，毅然地買下了，如獲至寶，從此便開始仔細研讀《二十三史》。他用了一年的時間將這部巨著攻讀完畢，從此便養成了每天點史書10頁的習慣，而且堅持了一生。此後，他養成了對古文和曆史的愛好，這為他以後研究學術、研究曆代統治者的經驗教訓，以及治理國家與社會奠定了基礎。
在晚清“同光中興”諸將帥中，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人都是天分極高的人中龍鳳，而曾國藩個人的天資稟賦卻不是最突出的，他既非天縱英才，也無父祖的權勢蔭庇，卻由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成長為一位出將入相的“中興第一名臣”和“中國最後一位儒家大師”，並對後世諸多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這與他持之以恒的讀書精神是分不開的。
曾國藩從舉人通過禮部會試得中進士，接著複試、殿試、朝考，成績非常優異，因此，他被道光皇帝授為翰林院庶吉士，基本上實現了舊時代讀書人應科舉、點翰林的最高理想。但是，他稟性淳厚，毫無鑽營取巧的習氣，以多病之軀，一直堅持不懈地學習理學典籍以及文史精華，融會古文訓詁，進德修業，這為他後來出山做成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居京10年中，曾國藩先後拜理學大師唐鑒、倭仁兩位前輩為師，向他們請教進德修業之術。在兩位前輩的教誨下，他自立課程十二條，並悉力以赴，終身行之不輟。他按照這十二條規定嚴格要求自己，使得他的讀書方法、學術見解、道德修養等，都取得了較大收益。
曾國藩嚴於律己，他還為自己編定了一個自修的課程：凡是讀書的心得、人情的曆練、本身的修養、詩文的創作，莫不分別記錄下來。這些記錄共分五類，分別命名為：《茶餘偶談》、《過隙影》、《饋貧糧》、《詩文鈔》、《詩文章》。自身修養以及治理國家的道理，有四句話終身用之而受益無窮，這就是：“勤於政事，節儉治家，所說的話忠信可靠，行事誠懇無欺。”
曾國藩善於將自己的讀書心得記錄下來，從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便開始做詩文鈔，並且開始寫日記，他寫日記的習慣後來基本上沒有間斷過。從鹹豐八年（1858）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斷過一天。即使在行軍、生病的時候，也從未間斷過，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為止。
雖然在科舉上已達到巔峰狀態，並且做了高官，但在讀書治學上，曾國藩卻按照對一個學生的要求，嚴格規定自己的功課，而且堅持每日必須完成。這種持之以恒的學習精神難能可貴。
曾國藩供職京師時，恰逢中國內亂外患交迫，當時，外患“英夷”入侵、內患太平天國運動、黃河決口，這些無不困擾著曾國藩，這樣的環境決定了他讀書的側重之處有所不同，他對經世致用特別是輿地之學更為關注。通過有選擇性地閱讀大量的古代書籍，他對於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進行了仔細地分析，盡量把現實的問題考究詳盡，把平時讀書悟出來的學問應用到實際中，發揮其中的巨大功效。
儒家的經世致用派一貫強調從實際出發，這種學風世代相傳，好多人因信奉這一原則，取得了很大成就。曾國藩也有自己的觀點：“不說大話，不騖空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禁大言以務實”、“恒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為要，而鄙論則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曖昧即為小人。”
曾國藩一介書生，卻在軍事上屢立戰功，做出了許多武將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他被稱為“洋務運動之父”，或曰“中國始開國門之鼻祖”，他做出了許多讓後人稱讚不已的“第一”，他開辦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廠，製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辦起了中國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業基地，創立了中國第一個翻譯館，派出了中國第一批留學生。他能做出這些成績，不僅得益於他多年的京官生活，以及與各種京師名流之間的交往互教，更在於他一直在堅持不懈地刻苦攻讀經世致用之書籍，不斷地虛心鑽研，懂得應付事變之道。
曾國藩會讀書，他主張經世致用，學習治國平天下之學，他曾寫過一副對聯：“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由此可見曾國藩早年的理想抱負。在經世致用問題上，他不僅身體力行，而且還在桐城派提出的“義理、考據、詞章”之外加上了經濟，從而避免了忽視經世致用的弊端。他提出，學以致用，就不能讀死書，必須把書本上的知識與現實的需要緊密結合起來。
曾國藩還清醒地體會到讀書與用兵完全是兩碼事。例如，古代的好多名將，如西漢的韓信、曹參，東漢的皇甫嵩、朱雋，他們精於用兵，但並沒聽說他們能著書立說；近代的戚繼光雖然可以著書立說，但其指揮的戰事卻不是規模很大；像孫武這樣既有實踐又有理論的軍事家，畢竟少見。因此，如果想做一個有作為的將軍，就要多讀書，尤其是多讀兵書。
曾國藩讀書很有選擇性，而且善於思考與總結。他除了擔任過戶部侍郎之外，還擔任過禮、吏、兵、刑、工五部侍郎。為官期間，曾國藩總是對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點，潛心研讀《通典》與《資治通鑒》。因此，他洞悉當時清朝的政情利弊、官場風氣，以及民生疾苦等。在由內閣學士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他仔細閱讀了清代道光以上曆朝文獻等，這體現了他明道經世抱負。
在百務纏身的空隙裏，曾國藩特別喜愛研究王船山的著作，他認真研讀的精神帶動了許多人精讀船山著作，湘軍中許多重要人物都積極參與研讀，形成了一股自上而下研讀船山書籍的濃鬱風氣。湘軍將帥們把孔、孟、周、張、程、朱，以及船山的“聖賢學脈”、“儒家道統”作為自己的思想信仰，他們把《船山遺書》當做“千秋金鏡，帷幄珠囊”。曾國藩閱讀了大量的能夠尋找到的船山著作，對於其中的《讀通鑒論》、《宋論》等史論性著作爛熟於心，他在日記中記下了許多心得體會。一些湘軍將領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遺書》之前就已經開始研讀船山著作，他們也像曾國藩一樣，從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廣收博取，以求治國用兵之道。
郭嵩燾曾經這樣評價道：“軍興以來，湘人起文學任將帥，肩項相望。一時武健強力，多知折節讀書。軍行所至，聞弦歌之聲。”湘軍將領從《船山遺書》中獲益匪淺，他們許多是一介書生或者布衣寒士出身，但是投筆從戎後，由文書、幕僚或者中下級軍官一躍成為統兵作戰的、可以獨當一麵的高級將領或者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書、軍機大臣、大學士。這充分說明了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即使是在戰火紛飛中，也要仔細地研讀、刊刻、提倡、弘揚《船山遺書》。王夫之的名氣與影響越傳越廣，這與曾國藩積極倡導研讀船山之學有很大關係，由此可見，曾國藩倡導讀書之風影響深遠。
通過研讀船山著述，曾國藩“經世致用”的學術觀點不斷走向完善，他的軍功業績也如日中天，屢出奇跡。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領導集團對中國近現代的影響十分深遠，而且，活動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各種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過曾國藩的影響，他們都像曾國藩一樣認真地閱讀和研究過船山學術。
曾國藩認為，讀書是一生的大事，應該相伴終身。同治十年（1871），曾國藩的身體日益衰弱，但是他一直堅持鑽研理學，而且造詣頗深。他在日記中寫了這樣幾句話來警示、鞭策自己不要放鬆讀書：“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他認為，暮年疾病是人人都難以避免的事情，而讀書則貴在堅持，讀書可以體味到好多樂趣。因此，雖然他的體力不支，病情日益加重，但是他卻置之不顧，晚上依然要堅持讀書。對於他來說，疾病纏身是難以擺脫的困擾，如果不用心讀書，人就會變成廢人，所以，醫藥不如讀書。
1871年秋冬季節，曾國藩的病情更加嚴重了，由於他寫作、讀書比較投入，常常影響到身體，加重了病情。他在日記中規定自己以後應當停止寫作，不要看書。但是不久，有人送了他一部《許周生集》，他愛不釋手，便又全神貫注地開始細讀。後來，湖南王闓運送給他《周易燕說》、《尚書大傳補注》、《禹貢箋》、《穀梁申義》、《莊子七篇注》、《湘綺樓文集》，每本書他都認真地翻看了幾遍。後來，他違背了自己的規定，又堅持閱讀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禮記訓纂》，李芋仙寄來的《道蘊編》，日本人所著《新論》，上海新譯之書《中外古今年表》，庸義渠寄來的《湖南陽秋》，王霞軒寄來的《王少鶴詩》，陶篁村所著《浙江詩話》，柳興恩《穀梁大義述》等一批新書。
曾國藩的身體每況愈下，老病之軀已如風中殘燭。他的身體如此衰弱，但還是堅持每日讀書。他在日記中這樣感歎道：“近年或作詩文，亦覺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暈、目疾、肝風等症皆心肝血虛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歸於盡；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應盡之職。苟活人間，慚悚何極！”“餘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他自知油盡燈枯，自己不久將要離開人世，於是，抓住有限的時間與光陰做自己最喜愛的事情——讀書。他仍然堅持每天閱讀《二程全書》，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在理學的探究和修養上，畫上一個完滿的句號。
1872年3月1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早飯後清理文件，閱《理學宗傳》。傍夕入睡。又有手顫心搖之象，吃點心後，又在洋床入睡。閱《理學宗傳》中張子一卷，二更四點睡。”這是曾國藩在日記中所記載的他讀的最後一部書。次日，他與世長辭。在他彌留之際，仍然堅持讀書，把讀書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
曾國藩是一位“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之所以這樣，與他的治學之道有很大的關係。在《聖哲畫像記》中，他寫道：“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餘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為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誌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文末說：“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範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他在此處提到的這三十二人依次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軻、班固、司馬遷、左丘明、莊周、諸葛亮、陸贄、範仲淹、司馬光、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張載、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程包括程氏兄弟，共三十三人。《聖哲畫像記》是曾國藩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的代表作，其中文才與聖德並列，在文中，每四人一組，在義理、辭章、考據方麵，德行、政事、經世方麵，以及言語、文學等方麵，都對他們進行了論述。
曾國藩讀書很有講究，他提出了“擇書”說，以《聖哲畫像記》為指導，以“本根”之書為主，取得既約且博之效。他在文中談到的三十三人，很多在《講堂錄》中出現了。他的“擇書”說對後人影響很大，毛澤東就是在這一提示下，認真關注了這些人的事跡、功業和文章。
曾國藩以洞悉“大本大源”為學問之極致，他認為：“得大本大源，則心有定向而不致搖搖無著”。毛澤東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信中，闡述了他對“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認識。他描述道，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牆上草，風來兩邊倒，其倒於惡，固偶然之事，倒於善，亦偶然之事。”“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唯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懼傾圮。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他說的是“獨服”，不但超過信中提到的袁世凱、孫中山，而且超過曾經深受他尊重的康有為。
《講堂錄》中全文記載了曾國藩的“八本”說：“讀古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做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
這“八本”是曾國藩一生遵奉的座右銘，也是他人生修養的基本準則，可以說他是按照這“八本”踐履篤行，毛澤東在後期領導實踐中對此不無效法。由此可見，他的這“八本”具有相當強的現實意義。《講堂錄》比較注重務實學風，例如“謹言慎行即是學”、“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宇尚已。”甚至“練達世情皆學問，應世接物之道大難，吾人所研究者也”等等。
曾國藩有這樣的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經無把握，焉能聞道？”曾國藩一生都在堅持讀書，這從側麵體現出他對自己行為和人生道路選擇具有明確的目的性、高度的自覺性與堅定性，讀書是激勵他勇往直前、戰勝一切艱難險阻、達到人生理想、實現人生價值和意義的源泉。
曾國藩學養深厚，鮮有人比，許多為官之人，尤其是那些不喜歡讀書的官人，總是一門心思想權術與欲望，但不知不讀書隻會固步自封，在權力與欲望間，稍有不慎，可能就會作繭自縛。在紛繁複雜的宦海中，曾國藩以超絕之智，遊刃有餘。這與他一生堅持讀書、不斷思考與總結有極大關係。
6 言傳身教皆有之
曾國藩不僅自己把讀書當做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在家庭教育中，提到“願代代有讀書種子”，他對待子女讀書問題有獨到而精辟的見解，他的教子方法卓有成效，並且影響深遠。
曾國藩深刻地認識到，無論今朝如何位高權重、風光無限，如果不加強對子女的教育，下一代就難免會流蕩溝壑，因此，官宦子弟應該杜絕驕奢無禮，要懂得修身養性。他認為，子女都有成為千裏馬的可能，而能否使潛在的千裏馬變成現實，關鍵在於家庭教育。
曆觀往代，他總結出居家中的四敗：奢淫、驕怠、不和、侮師慢客。為此，他嚴於教子，把培養子女們自立自強作為家庭興衰的“可大可久之規”。他是典型的主張言傳與身教兼而並重的人物，他寫了上千封家書，主要是針對子弟們的教育。同時，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則，是率先垂範的典型。
曾國藩教子，講求率先垂範，身體力行，因此，他經常給家人做示範，讓大家銘記在心。他的示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1） 在生活上示範
曾國藩告誡家人以勤儉自持，他居官30年，常常痛自懲責，他對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節儉。
他教導兒子，要成大器必須謹守儉樸。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諭紀澤》中，他這樣寫道：“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吾忝為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願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亦惜福之道也。”
他告誡弟弟力戒驕奢，以勤儉為本。在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這樣寫道：“儉之一字，弟言時時用功，極慰極慰。然此事殊不容易，由既奢之後而返之於儉，若登天然。即如雇夫赴縣，昔年僅轎夫二名，挑夫一名，今已增至十餘名。欲挽回僅用七八名且不可得，況挽至三四名乎？”在這篇家訓中，曾國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動的事實，簡明扼要地說明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道理。
曾國藩統率湘軍與太平天國作戰時，他幾乎隔幾天就要給弟弟曾國潢寫一封信，反複告誡他，持家要以“儉”為本。鹹豐十年（1860）五月十四日，他在信中寫道：“弟為餘料理家事，總以‘儉’字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儉，此居家居鄉之要訣也。”
食：曾國藩在生活上自奉節儉，雖身為將相，卻如寒素之家。他每食隻葷菜一品，決不多設。因此，當時人們稱他為“一品宰相”。
任兩江總督時，曾國藩曾巡視揚州一帶，揚州鹽商特備盛宴款待他，山珍海味羅列滿桌，而曾國藩僅僅隻吃了他麵前所擺設的幾道菜，對於其他的菜，他絲毫未動。宴後，他感歎道：“一食千金，吾不忍食，目不忍睹。”他的示範給後代做了很好的榜樣。
衣：曾國藩秉性節儉，平時穿衣比較簡樸，他曾經做過一件天青緞馬褂，隻有在慶賀及新年時才穿一下，在家時從不輕易穿上，因此，雖在家放置幾十年，卻仍然如新衣一般。他曾說：“古語雲：‘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觀之，衣亦不如故也。試觀今日之衣料，有如當年之精者乎？”由此可見他在生活上的節儉。
住：湘鄉白楊坪曾家老屋已百餘年，其弟曾國荃以家中人口逐漸增多為由，又另建了一棟新屋，費資三千餘貫。曾國藩聽說後很不高興，他寫信責怪弟弟說：“新屋落成之後，搬進容易搬出難，我此生決不住新屋。”其中所見至為深刻，也即曾國藩的“花未全開月未圓”之意，其中意味深長。
曾國藩認為，亂世居家，不可過於張揚。大手大腳、大操大辦地建造宏麗的房屋，會招來禍患，超出一般人的居住水平就違背了勤儉持家的宗旨，這也體現了他明哲保身、力求儉樸的思想。
（2） 在工作上示範
對待工作，曾國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從早到晚，不斷地工作，很少休息。對於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擬。晚年時，雖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堅持閱讀公文，寫作詩文日記。
在任直隸總督時，他一意清理積壓起來的獄訟。對於一些重大案件，他均親自鞠訊，半年之間，竟然了結了四萬一千餘件，多年的陳牘均清理完畢，由此可見他工作時的勤奮與執著。
（3） 在讀書上示範
話不在於多少也不在於深刻與否，而在於是否能身體力行，是否可以從嚴要求自己。曾國藩重視讀書做人的教育，可他卻不高高在上、誇誇其談。他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態度，教育子女認識自己在學習與進步中的不足。
他酷愛讀書，讀書之勤無人能及，世所罕見。他指出，學習貴在恒心，讀書貴在有常。他嚴於律己，自訂十二種功課，並且力行不懈。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常課”，他專門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麵列出了詳細的表格，他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寫“常課”的相應內容。這十二種功課分別為：
1 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如日之升。
2 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半時，體驗靜極生陽來複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3 早起：黎明即起，醒後不沾戀。
4 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看西閱，徒循外為人，每日以十頁為率。
5 讀史：購二十三史後，其父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憚極力為爾彌補，爾能圈點一篇，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點十頁，從不間斷。
6 謹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7 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8 保身：奉其父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欲節飲食，時時當作養病。”
9 日知所亡：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
10 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累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眈著，最易溺心喪誌。
11 做字：早飯後，做字半小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不留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12 夜不出門：臨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國藩的自課十二條自訂立起終身堅持，後來他曾手抄此“功課”，讓他的子弟們“效法”。
（4） 在修養上示範
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麵，曾國藩均有極大的成功，這些都得力於他的修養功夫，因此時人稱之為“聖相”，實非偶然。他時刻檢點自己，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進。他所作的五箴，不僅可以律身，亦兼可教誡子弟，垂範後世。
（5） 在孝友上示範
曾國藩對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誡兄弟以及子女對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謹守毋違，且為文記之，以示子弟，傳為家訓。至於篤愛兄弟，更是始終不渝。
曾國藩把兄弟和睦、貴體孝道、實行勤儉作為家運之興的根本，把孝友二字作為使家勢經久不衰的法寶，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中這樣寫道：“吾細思天下官宦之家，多隻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為仕宦之家。”他反複強調家勢興衰與個人的修養、立誌有很大的關係，孝友會使家庭興旺發達，長久延綿而不致衰敗。
（6） 在清廉上示範
後人讀書做官，做官發財，幾乎不可分割，但曾國藩做了幾十年的官，從來不取一文來曆不明的錢，而且立誓不靠做官來發財。他認為收取不明之財是一種最可羞可恨的事情，他這樣的做法想法難能可貴。
曾國藩最重要的人生誌向就是，做官不是為了發財，更不應該留下錢財給子孫後代，他告誡家人應當自謀生計。在京做官十年，他一直過著貧困的生活。後來勉強湊足了一千兩銀子寄回家中，還一再吩咐須以四百兩分贈予戚族的貧窮者。以後帶兵多年，擔任總督時，也從來沒有占有公家一絲一毫錢財。
曾國藩之女崇德老人曾這樣說：“文正公手諭嫁女奩資，不得逾二百金。歐陽夫人遣嫁四姊時，猶謹遵遺法。忠襄公（曾國荃）聞而異之曰：‘焉有此事！’發箱奩而驗之，果信。再三嗟歎，以為實難夠用，因再贈四百金。”如此清廉的總督，真是罕見。